韩国现代作家、翻译家金光洲于20世纪20年代末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之久。其中,金光洲在上海生活的六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他在上海活动期间,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及文学评论的翻译等方面留下了不少的成果。他在上海地区各种杂志、报纸的文艺版面上发表的众多文学评论及文学评论的翻译文章,不仅促进了中韩两国文坛的对话沟通,并且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本论文以1934年6月至1936年1月金光洲在上海《晨报》用中文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金光洲在《晨报》上发表的文学评论文章和文学评论的翻译文章的特征进行深入解读。同时,注重探讨殖民地作家、评论家金光洲在异国文坛进行双语创作活动的具体内容,揭示此类评论文章与金光洲文艺观的内在关系及其本质特征,阐明金光洲文学评论的价值和意义。根据最新资料显示,金光洲在上海《晨报》发表与翻译的文学评论文章共计37篇。其评论内容丰富充实,评价客观公正,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金光洲在《晨报》发表的文学评论采取了中正慎微的批评态度,秉持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原则。同时这些文章与金光洲的文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章中包含着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对西方文艺思潮的批判性吸收等,这为进一步研究其文艺观提供了依据与参照。结合时代大背景与金光洲本人经历,他的文学评论文章有着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一方面,其文章用词相对客观,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解30年代中国文坛动向及文学评论发展趋势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从在华韩人的立场对西方文学进行评论,对中韩文学、中西方文学的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文章中广泛涉及的西方文艺思潮、作家与作品介绍在提高中国文坛和读者文学艺术认识与素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发展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金光洲身份的“二重性”,他的文学评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致力于为金光洲的文艺观研究、三十年代中韩两国文学文化交流关系研究、中西方文学思想交流及当下中韩文学交流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