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税费时期的一个中国东部村落--丘村为个案，说明在乡镇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与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变化。这种国家-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变迁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地方项目经营、土地征用、良种补贴等)偏差运行和农村社区的扭曲发展之上，其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多重社会影响：(1)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出现；(2)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3)村民自我认同危机与社区文化日渐式微。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后税费时期干部统制所依赖的新一轮农村发展政策的价值理念--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建构，转向发展型社会政策和以社区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内源发展来应对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凸现及影响，这对我国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本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理论视域省思。(1)从“另类的”(alternative)社会学想象力出发，阐明本研究的逻辑思路，探讨“发展(发展主义)→对实质自由的忽视→能力剥夺→权威和认受性危机→发展的幻象”序列的逻辑基础；然后，从通则的(normal)社会学想象力出发，提出并悬置研究假设，试图以在实践中发掘的农村社会问题为导向，展开对研究假设的思考；(2)从现象学社会学出发，回归日常生活情境从而“面向生活世界”，其不仅能够在现实场景中证实或证伪研究逻辑，还能为本研究提供方法论依托。在具体层面上，对本研究的具体社会环境--研究个案以及质性研究方法做了阐述和说明；(3)以文献溯源的形式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村干部角色与行为变化、国家发展政策的权力运作、“文化”的权力实践等进行了解读。　　 第二、三部分，四个故事中的干部与政策。运用“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对所研究村落在后税费时期的干部统制及政策运行的事件及其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地方项目经营、土地征用及良种补贴等故事的叙述，试图说明后税费时期的乡-村关系是依赖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来维系的，基层政权乡村两级干部通过执行“三农”发展政策来实现干部统制，达到对乡村社会的统合与治理，实现强有力的权威和基层民众的认受。但是，这些政策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出现了扭曲与偏差，导致不能朝向社会政策目标的结果--“农村经营政治”的凸现。　　 第四部分，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凸现及其影响。首先，分别论述在第二、三部分的四个故事中政策运行所呈现的后果，从现实情境中来看待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如何凸现。接着，总结出“农村经营政治”概念的主要涵义，并从历史脉络的角度阐述了乡村政治的“经营”特质；第三，指出“农村经营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出现；(2)村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其突出地体现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所特有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及大规模“抗争性政治”出现的情形中；(3)村民自我认同危机和农村社区文化日渐式微。　　 第五部分，发展的再审视及发展型社会政策转向。本研究四个故事中的农村发展政策从内在逻辑联系上都是持守发展主义理念的。它们的偏差运行及其后果--“农村经营政治”的凸现，都应该从这些政策背后的指导理念入手来重新审视这些农村政策。因此，需要回归到本研究从西方学者思想中阐发的“另类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逻辑序列基础--发展主义的探讨。对此，笔者倡导优势为本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和以社区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为核心的内源发展转向，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愿景和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