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我国政府启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资源的配置权逐渐回归市场,企业投资的自主权逐步确立,“无形之手”的作用日渐明显,市场竞争活力日益绽放。为了在产品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投资往往是企业的首要之选,尤其是面临市场经营环境变化时,企业普遍通过调整其投资规模来维护自身的竞争力。正处于转轨经济的中国,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不仅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创造的内部冲击,还来源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外部冲击。2001年末,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根据海关关税减让承诺,从2002年开始大幅下调商品的进口关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壁垒和进口贸易权的审批制度。入世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了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给国内产品市场造成了巨大的进口竞争冲击。为了应对不断加剧的产品市场竞争,本国制造业部门的投资规模将如何调整?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加入WTO后,由进口竞争冲击而扩大的产品市场竞争显著地削减了国内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规模,而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试验以及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不过,处于不同竞争地位的企业,其投资规模的调整有所差异,具体而言:相对于竞争类型为战略替代的产品市场中的企业而言,竞争类型为战略互补的产品市场中的企业投资规模削减更为显著;相对于投资使得企业强硬的情况,投资使得企业软弱时,企业投资规模削减更为显著;相对于遏制进入的情况（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容纳进入情况下（市场进入壁垒较低）的企业投资规模削减更为显著。Tirole（1988）在位企业投资理论认为,不同竞争地位下的企业受到的战略效应不同,从而导致其在面临产品市场入侵威胁时的投资调整也有所差异。通过分析不同竞争地位下企业投资调整的差异,体现了企业投资调整的战略性。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有效地识别出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丰富了公司金融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交叉领域的研究,同时拓宽了企业投资理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