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异域文化和科技成果的传播者－译者一直被视为是原作者的“仆人”。因此“信”的原则就成了衡量翻译标准的金科玉律。 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界趋于将翻译的主体－译者视为“叛逆者”，翻译行为因此也成为一种原作和原作者在新的异域空间延续生命的“重写”和“再创造”作者认为，翻译是译者在所处时代意识形态影响和限制条件下，发挥其主体性的一种活动。 根据福柯、阿尔都塞等诸多哲学大家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伴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行为，从其诞生起就深深地印着意识形态的烙印。即使是手握“信”尺的传统翻译评论者，他们的行为亦刻着强烈的父权色彩。 然而，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角色不仅仅限于意识形态因素和原作的受动者屈从者，他们还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贯穿翻译的全过程，从译者对原著的理解、阐释、文字上的再创造，到文本的选择、翻译文化目的和策略的选择。 本文试从中国当代的一些翻译家(如严复、林语堂)的时代背景和翻译著作着手，并对比分析了《红楼梦》和Gone With the Wind的不同译本。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决定了翻译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译者的角色也绝不是简单的仆人或叛逆者。一方面，译者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空间发挥其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