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作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由于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传媒产业正处在一个体系重构、动力变革与范式转换的大转型时期。在此环境下,传媒上市公司作为传媒产业先进生产力代表,以内生培育和外延并购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战略转型与升级。从2011年开始,传媒上市公司作为主并方参与的并购案例数量与交易金额增长迅速,并购作为一种迅速开拓经营领域、提升市场势力、获得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已然得到传媒上市公司股东及管理层的青睐。根据价值管理的思想,并购的目的应该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进而提升企业价值,那么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是否创造价值?已有研究未能很好回答该问题。并购动因作为企业并购行为的起点,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并购动因—并购行为—企业价值”的连接路径。在价值最大化的视角下,传媒上市公司以不同动因而实施的并购与价值创造之间存何种联系,目前也存在着研究空白。同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内部治理结构作为创造价值的基本保障,管理层特征作为影响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两项因素将对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价值创造效应产生何种影响作用?以上几项悬而未决的问题与研究空白之处,便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本文研究的问题可归纳为:（1）如何结合并购动因、内部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特征构建我国传媒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2）我国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是否能创造价值,以及不同动因驱使的并购事件的价值创造效应是否存在差别?（3）传媒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管理层能否有效保障和促进并购创造价值?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本文对研究问题进行了分析。基于并购动因相关理论及传媒上市公司并购公告中实际内容,本文将传媒上市公司并购事件按动因划分为协同效应动因并购、企业增长动因并购、特定资源动因并购和市场份额动因并购。以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管理层学中的竞争战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结合已有文献研究结论,深入分析了不同动因并购的创造价值机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激励制度三个方面分析了传媒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影响作用。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融合资源基础观,将管理层特征分为社会资本特征和能力特征,分析了管理层特征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影响作用。在此过程中,结合制度基础观,分析了政府干预、市场环境两项正式制度因素与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交互影响作用。以此构建传媒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管理层特征与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答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能否创造价值、不同动因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差异、内部治理结构与管理层特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影响作用,并提出系列研究假设,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在实证分析中,选择我国深沪两市传媒上市公司在2008年至2015年间发生的100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全样本,通过并购动因划分规则将并购事件全样本划分为四个并购动因子样本。以事件研究法为基础,构建基于市场模型的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测量模型和基于配对样本组合的并购长期价值创造效应测量模型,分别计算并购事件全样本、并购动因子样本的短期和长期价值创造效应,以解答在经营实践中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是否创造价值以及不同动因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存在何种差异的问题。在这些计算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激励制度三个方面检验了传媒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价值创造效应的影响作用。通过构建基于社会网络的管理层社会资本度量模型并使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传统管理层能力模型进行改进后,对研究样本中管理层社会资本与能力进行量化,进一步分析了管理层特征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影响作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在传媒上市公司实施并购后,仅在短期内创造微弱价值,在并购后三年内,传媒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损毁严重,并且不同动因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从并购动因来看:（1）协同效应动因并购的短期价值创造效应相对而言更好,但长期价值创造效应反而最差;（2）特定资源动因并购在短期更为迅速的创造价值,但持续性不强,长期价值创造效应较差;（3）市场份额动因并购和企业增长动因并购虽然短期内未能创造价值,但在长期内的价值创造效应要优于其余两类动因的并购。传媒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对于并购价值效应效应有显著地影响作用。在股权结构中:（1）股权集中度对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没有显著影响,在公告并购后的长期内,股权集中度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存在显著地促进作用,并且对国有传媒上市公司的影响作用更大;（2）股权制衡度对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并购后的长期内,股权制衡度主要对民营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价值创造效应有促进作用;（3）机构持股比例对并购创造效应均存在负向影响,并且持股机构在市场份额为动因并购中可能存在投机行为;（4）国有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显著低于民营公司,在公告并购后的长期内,两者的价值创造效应没有显著区别。但在企业增长动因并购中,国有传媒上市公司更在乎目标企业对自身经营状况的短期提升作用,容易出现虚假繁荣的现象;（5）国有股比例不利于并购价值创造效应。传媒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制度在并购创造价值中失效:（1）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均对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均存在负影响,董事会规模对民营传媒上市公司的消极影响较大,而独立董事比例对国有传媒上市公司的消极影响较大;（2）两职兼任不利于传媒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效应,并且这种不利影响对国有传媒上市公司更严重。在激励制度中:（1）薪酬激励对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存在负向影响,在长期内,对价值创造效应无显著的影响作用,薪酬激励未带来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提高;（2）在职消费与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存在“倒U型”关系,当在职消费占营收比例不超过12.5%时,能有效促进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但对国有传媒上市公司并购长期价值创造效应有负向影响作用;（3）股权激励对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表现出负向影响,但能提高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效应,并且对民营传媒上市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要好于国有传媒上市公司。传媒上市公司管理层特征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有显著地影响作用。具体而言:（1）企业关联与并购价值创造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的二次关系。当企业关联网络的度中心度不超过6,中介中心度不超过4.9时,企业关联所带来的信息资源优势能在并购中有效促进价值创造;（2）政治关联对并购短期价值创造效应存在负向影响作用,在长期内,政治关联对民营传媒上市公司的消极影响程度要显著大于国有传媒上市公司;（3）金融关联对民营传媒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效应有促进作用,但对国有传媒上市公司则是负向影响作用;（4）管理层的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在政府干预、市场环境等正式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起到替代作用;（5）管理层能力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赋予高能力管理层更大权力,将有利于在并购中实现创造价值效应。传媒上市公司的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行为,利益相关者众多,提升并购价值创造效应需要传媒上市公司股东及管理层、市场投资者、政府主管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共同作用。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分别从传媒上市公司、市场投资者、政府主管及市场监管部门的角度给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作为我国传媒上市公司提升并购价值创造效应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