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中国公民逝世后供肝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系统回顾分析并评估了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于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的临床患者数据。该数据包括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首次进行肝移植（LT）的并排除多器官移植、小儿肝移植和再次移植的成年患者。肝移植受者的临床和人口学特征分为两组:DCD和DBD组。并对DCD和DBD组捐献的供肝肝移植术后并发症进行系统分析。我们通过整合Meta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研究的结果,在Pub Med和Medline等数据库收集2012-2017年发表的相关的英文文献和对首次接受肝移植的成年患者的术后胆道和血管并发症进行了收集和统计并进一步完善该研究。最后,我们分析了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对T细胞功能和感染的影响。本研究采用SPSS和Review Manager 5.2版本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Newcastle-Ottawa scale对研究的质量进行评估。结果:于2010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共获得759例器官移植病例,纳入回顾性分析研究的共502例;其中DBD组:412例（82.07%）,DCD组:90例（17.93%）。分析结果显示DBD组由于经过较长时间的供体修复,血液灌注的维持和相应的预处理,因此疗效优于DCD组。另外,及时正确地治疗术后胆道并发症和血管并发症对短期疗效影响无明显差异。排斥反应,原发疾病,胆道并发症,微生物感染,急性肾损伤和肝肾综合征等因素是影响移植肝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在Meta分析中,共纳入10项研究。通过观察DCD和DBD受者的异质性,对其亚组分析后进行差异最小化处理。接下来对胆道狭窄、胆漏和结石、血管血栓形成和狭窄等并发症进行分析研究。Meta分析显示,接受DCD供肝的患者比接受DBD供肝的患者发生胆道并发症的风险更大,主要风险如下:胆漏和结石（比值比（Odds ratio,OR）=1.72;95%置信区间（95%Confidence interval,CI）=1.26-2.34）;胆道狭窄（OR=1.64,95%CI=1.27-2.12）。然而,DCD组与DBD组的血管血栓形成无差异（OR=1.64,95%CI=1.13-2.38）,DCD组发生血管狭窄风险的差异（OR=1.20,95%CI=0.70-2.07）同样无统计学意义。在对肝移植术后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进行T细胞功能和感染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发现患者由于长期的免疫抑制状态从而加重了上述并发症的程度。高剂量的免疫抑制剂导致更高风险的感染。在我们的回顾性研究中,观察到了更多与感染相关的并发症。对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功能刺激的结果的分析显示,极重度患者体内CD4+T细胞产生IFN-γ的比例远高于轻度和重度患者。但重度和极重度患者体内CD8+T细胞产生IFN-γ的比例无统计学差异。另外,调节性T细胞（Tregs）对于维持自身免疫耐受和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至关重要。结论:DCD和DBD肝移植受者长期预后无显著差异。尽管DCD与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相关,但良好的器官获取条件、技术和肝移植术后并发症早期的有效诊断、治疗等可使患者获得良好的预后。为了确保移植成功和对患者的长期随访,使用足量的、副作用少免疫抑制剂以防止排斥反应的发生,且在有必要时可采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