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近代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英两国首次正式通使。这次出访加深了英国对古老东方的认识和了解，然而时隔不到半个世纪，中国便被迫在船坚炮利的西方面前妥协。因此，围绕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动因、失败成因以及影响进行的探讨引起了史学界广泛关注，西方史学家已经从多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详尽论述和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大多持多取少论的态度，相关专著有限而且囿于某一理论框架之下。通过对西方诸种历史阐释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有助于增加对该事件的了解，对国内相关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先概括性地论述18世纪末中国和英国社会经济状况，介绍马戛尔尼使华的历史背景以及西方透过游记、传教士等非正式途径对中国所作的初步了解，在这一早期中国形象影响下，使团开始对清帝国进行全面考察。然后将依据文献资料对出使过程进行粗略描述，并就双方矛盾的焦点——礼仪进行简单评析，以凸显彼此的认知差异和冲突。最后，透过使团成员的日记和纪实文件等原始资料力图揭示当事者眼中的使华并总结他们所给出的直观经验解释，这些随团成员通过实际接触和观察加深了对清朝的了解并对其建构出了一个新的身份认知。第二章主要论述西方在现代主义框架下对马戛尔尼使华做出的阐释。在费正清的朝贡制度提出之后，使华事件的阐释变得相对系统，这种对外关系模式糅合了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戛尔尼使华被描述成西方对中华帝国传统秩序的首次正面冲击，这种冲击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本质上属于“传统与现代”之争。在朝贡制度语境下，西方对使华事件的研究得以深化。受其影响，佩雷菲特通过跨文化比较将西方对使华的阐释完全确立在“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模式之中，正如他反复强调的，这是“先进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次遭遇”，由于两者在文化精神和结构上不可传通而最终失败。随后，本章对两种阐释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以及西方塑造清帝国这一“他者”形象的意义进行了初步评析。总之，现代化语境下的使华弥漫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章在批判“西方中心论”基础上，首先思考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带来的研究视角转变，继而通过重新评价清朝模式切入到何伟亚后现代主义阐释当中。《怀柔远人》作为研究马戛尔尼使华事件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作品，是本章的重点。在该书中，何伟亚提出了“多主制”概念，并探讨了它同“宾礼”之间的关系，最终他另辟蹊径以一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对使华给出了自己的阐释。然而，与以往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也存在着漏洞和缺陷，不可避免地要遭受责难。每个时代对历史的解释由于知识积累的差异和认识的转变而有所不同，学术界一直寻求给出合理的解释。西方对马戛尔尼事件的历史阐释呈现出层次化和多元化态势有着多方面原因。第四章将主要论述文献资料的扩展、认识论的转向以及跨领域研究方法的引入在这一理论嬗变中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