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是唐太宗李世民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经过君臣上下的一番励精图治,于贞观年间所开创的一个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在这一盛世的形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贞观时期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学的这种政治指导功能,尤其是其中的德治思想、民本观念、中和思维和教化理论,在唐太宗君臣的积极贯彻实践下,可以说已经深刻地落实到贞观之治的各项施政举措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繁荣富庶、名垂千古的盛世。唐太宗运用儒家的德治思想来治理国家,注意按照儒家修齐治平的践履顺序来进行。唐太宗认识到修身是治国的基础,于是修行仁义,不敢纵逸。唐太宗不仅自己践行仁义之道,他还特别注意教育其子孙也要正身修德。在对内的统治上,唐太宗选任贤能,注意民生；在对外的民族关系上,唐太宗不仅以武力征伐形成边患的部族,更注意以仁德来抚慰前来归顺的部族,改变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做法,“爱之如一”,“绥之以德”,从而实现了民族关系的空前融合。民本观念是唐太宗治国的指导思想之一。唐太宗在以史为鉴、反思隋炀帝所以失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民本观念的重要性。在唐太宗看来,隋代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隋帝不体恤百姓,不以百姓为本所致,而隋炀帝尤其如此。于是,唐太宗得出了一个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认识,那就是国家应体恤百姓、以民为本,否则百姓不堪,必将起而亡其国。为了不劳弊百姓,唐太宗尽量做到息土止兵,不夺农时,与民休息,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同时,还积极地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增加人口,设置义仓,兴修水利等,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践行以民为本的施政方针。“中和”思维是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盛世的又一法宝。唐太宗所采用的儒家的修、齐、治、平的治国之道,是一种从道德上推已及人的社会治理过程,而这一治国思路中就包含了儒家所强调的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及人与人间的和谐,这是儒家和谐理念的两大重要部分。由于唐太宗朝的政治主体包括君、臣、民三种主要构成,所以唐太宗在治国理政中所体现的儒家的和谐理念,主要表现在君主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谐的君臣关系及和谐的君民关系中。不仅如此,唐太宗君臣在政治举措方面如民族融合、宗教开明政策,在政治制度方面如三省六部制的设置,科举制的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的推行,在法律刑罚方面如《贞观律》的制定等,都体现了儒家的这种和谐精神。教化理论是贞观之治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古代的政治模式,在于皇权控制县政,宗族维系乡里,前者为标准的国家权力模式,而后者则主要依赖于礼法与伦理的力量。而伦理的维护,则主要依靠教化,也正因此,教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维系乡里社会稳固的重要手段。贞观时期,唐太宗就是运用儒家教化理论来保持基层政权的稳固的。儒家传统教化理论认为是先富后教,但贞观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并不适合这种传统的思路。对此,魏征提出了贫困正可教化的理论。由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贞观君臣展开一系列以儒家教化理想为旨归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农业发展、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和法律伦理化。从而使得短短数年之后,社会上就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贞观之治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已经成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需要借鉴贞观之治的某些成功经验。尤其是贞观之治能够在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现代多元文化的融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常与变等问题上给予宝贵的历史借鉴。儒家思想虽然对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儒家思想如何能够融入并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学术界对此却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因此,如何寻找、发现儒学价值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实现途径或方式,就成为了当下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之一。事实上,这一问题很早就已被提上了学界的议事日程,那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早已存在的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它的出现,是中华民族在摆脱近世以来民族危机、实现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一群爱国的有识之士从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儒学出发,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以图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富强崛起,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通过儒学的现代化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则是这一主张的主旨所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倡此一主张的主要有张之洞等为首的洋务派、康有为等领导的维新派及梁漱溟等开启的现代新儒家。虽然他们通过儒学的现代化来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是相同的,但随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思想却不断呈现出新的内涵。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新派欲以托古改制实现政治改良,而现代新儒家则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尽管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却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而,通过他们探索儒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儒学现代化的根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