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垄断协议的规制是现代反垄断法实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议垄断不仅表现为书面的或者口头的协议,而且表现为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垄断协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难以发现和取证。同时,协议垄断的参与者为了规避反垄断法对其的严厉处罚,订立协议的形式更加隐秘,且采取多样化的回避方式,使得执法机构对垄断协议的调查取证更为艰难。此外,如今的协议垄断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呈现出跨国性的特征,这无疑增加了对其的打击难度。而滥觞于美国的宽恕制度就是一种被证明为有效分化瓦解垄断联盟、获取垄断协议证据的重要举措,且该制度一度成为各国反垄断研究的重要课题。宽恕制度的效用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后,被许多国家予以借鉴和引入,我国于2008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反垄断法》也导入了该制度,该法第46条第2款就是我国关于反垄断宽恕制度的规定,即经营者如果主动报告有关情况、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酌情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是该条款只是对宽恕制度的一个原则性立法,规定过于粗略,如宽恕制度适用的具体条件不明确、宽恕制度的适用程序未做规定、宽免的法律责任范围和幅度不确定、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等,这必然导致宽恕制度的可预见性不强,执行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反垄断宽恕制度的相关问题,完善我国反垄断宽恕制度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强化和明确宽恕待遇,肃清宽恕制度执行的外部环境,因此出台反垄断宽恕制度的实施细则或执行指南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