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攀升,经济体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还有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特征,导致近年来各地的雾霾天屡见不鲜,《穹顶之下》等纪录片、新闻的问世也标志着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民生热议的焦点。2014年我国颁布了修改后的新环保法,新环保法的出台为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提供了法理支撑。《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环保行政约谈正式在国家层面上开始着手实施。而我国环境保护部门也于2014年开始,协同全国各地的环境保护督查机构对我国各地产生大气污染、水域污染、自然生态保护区遭到破坏等现象的79个城市及单位(截至2018年12月)的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主要是一把手)进行约谈。本文系统性的梳理了环保行政约谈的各项指标、特征并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发现目前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23个省(市、区),且多居于华北。在各省被约谈的地区数量上,河北省最多,其次市山西省和河南省。从行政级别来看,被约谈最多的主要市地级市;从被约谈的行政级别来看,被约谈最多的是地级市,超过50%。根据现阶段环保行政约谈的现状分析该制度在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善后阶段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随后由于过半数城市(单位)被约谈都是由于大气污染问题,且大气污染有环保部公布的无量纲化指数——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衡量大气污染的科学化指标,所以本文通过分析被约谈城市的大气污染治理状况从而评估环保行政约谈的效果。选取空气质量指数(AQI)作为衡量大气污染的指标,选取约谈前一年空气质量指数月度数据均值变化量显著相关的对照组,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约谈后短期与长期的环境改善情况进一步得出环保行政约谈短期内对于大气污染治理作用明显,但就如何实现长效性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化,同时通过对于面板数据的回归发现环保行政约谈对于二氧化硫、PM2.5等受关注度高的污染影响指标作用明显,但对于一氧化碳、臭氧等受关注度不高的影响指标作用较差。针对数据分析结果,本文探讨了现有环保行政约谈机制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对环境治理如何产生效用。针对约谈机制缺乏监督机制、环保行政约谈政策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约谈效果难以维系、信息透明度有限、事后监督工作未落实以及约谈压力传播受阻等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如协同约谈责任落实、推动长效机制建立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加强与媒体大众的互动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