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尚处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距离“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的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制度作为一种全新的个人负责制度,在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出台的背景下,其建立与完善对于突破我国传统个人信息保护研究领域和法律体系,维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与数据保护官(DPO)基本概念和特性的解读,指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所面临的规范约束力不足、缺乏专业性人才、相关机构、部门或企业重视程度不够高等现实困境。进一步通过对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及相关职位委任的法定情形以及职责等现状的分析,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相关制度方面存在立法不完善、相关人员权责不明和监管体系不健全等不足。而欧盟GDPR作为目前最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规范,其公布和实施的DPO制度具有深远的法律溯源,经过长期激烈的争议和反复的推敲,GDPR不仅立足于对DPO的任命、地位和任务的详细规定,而且赋予了个人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相应维护DPO履行职责的义务。使DPO制度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不仅是欧盟各成员国在个人数据保护相关立法方面的重要素材,而且成为世界各国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领域创新和完善路径的典范。由于我国与欧盟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关注度、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共通性、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与DPO制度的相似性、典型企业设置DPO的需求性等层面具有一致性,因此,我国已具备借鉴欧盟DPO制度的基础条件。本文通过运用比较法研究方法,将我国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与欧盟DPO制度进行对比,采取法律移植的方式,借鉴DPO制度先进之处。通过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有关立法;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个人信息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权责;建立事先协商机制、明晰监管机构与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之间的关系等路径,进一步建立较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规范,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