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法定赔偿的适用率过高饱受诟病,但在剔除掉批量维权案件和针对终端销售者的案件之后,发现在较高额判赔案件中,法定赔偿的适用率显著降低,且赔偿额越高,法定赔偿的适用率越低,法院的判赔支持度也越高,这主要得益于权利人的大量举证。在权利人举证充分的情况下,法院的判赔额基本能够弥补权利人的损失,而在低额赔偿案件中,权利人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对损害赔偿不予举证,致使赔偿额和判赔支持度较低。权利人在不同的案件中采取不同的策略完全符合其利益诉求。另外,面对“案多人少”矛盾不断突出的局面,法定赔偿的广泛适用能够缓解这种局面,法官基于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司法效率。法定赔偿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创新激励留下可调整的空间,有助于实现损害赔偿的补偿和预防功能。而因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精确计算,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并非中国特有现象。通过比较中美之间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美两国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方式上法律逻辑是基本相同的,“因素考量”标准在各自的的法域内有较高的适用率是司法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