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时代、社会、作家个体的不同,两部作品也往往在相似之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这些“同”与“不同”主要体现在创作动机、人物形象、艺术技巧以及儒释道融合的文化观这四个方面。瞿佑和蒲松龄在作品创作中既有前朝小说的继承因素,又有各自的创新、突破以及局限。通过两者的系统比较,可以发现我国明清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创作动机的比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介绍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人生经历,另一方面详述了作者心理的形成以及不同的创作心态。瞿佑和蒲松龄心理涉及反战、爱情、社会、仕进等多个层面,都立足于历史,但促成了一篇篇不同风格作品的问世。第二部分:《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人物形象比较。这一部分是从男子形象、女子形象为切入点展开研究。通过对各式各样人物的剖析和对比,发现从《剪灯新话》到《聊斋志异》人物模型由单一转向多元,塑造重心和塑造方法也随之发生一定的转变。第三部分:《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艺术技巧的对比。主要从真幻世界、继承和发展、诗话倾向、叙事修辞、语言情节五大方面着手,进行详细阐释。两者“同中有异”,局限性也各自不同,但都进一步彰显了作者思想和小说创作的不断成熟。第四部分,儒释道融合的文化观。对作者的宗教思想以及作品中凸显的儒释道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文化观更加丰富而复杂。《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一脉相承,但两者又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在时间、文化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中,《聊斋志异》在某些方面也完成了对前者的突破和超越,文言志怪小说也在不断过渡中走向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