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学成为了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一种跨文化交往，翻译需要伦理学的指导来正确处理翻译活动中所涉及的种种人际关系、协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荷兰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即再现、服务、交际、基于规范，并增加了承诺的伦理。前四种模式具有描写性质，后一种是他提出的职业规范。近年来，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倍受译者的关注。文化和语言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恰当有效地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就成为译者所要面临的巨大挑战。《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映中国特色文化和北京地域特色文化的佳作，因此将其译成英文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对作品中的文化因素的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以《骆驼祥子》中的文化因素为切入点，通过对原著的文化因素翻译进行分析，探讨葛浩文翻译策略的伦理理据。文章主体共六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结构。第二部分综述了翻译伦理的提出、国内外研究情况以及《骆驼祥子》中文化因素的英译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概述了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并对其概念一一进行详细分析介绍。第四部分罗列了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收集与分析。第五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本文引用大量原文中文化因素的实例，分析葛浩文译文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方法及翻译策略，并以切斯特曼的前四种模式为理论框架，总结了他所遵从的伦理模式。研究表明，对于原文中的文化因素，葛浩文总是尽力找到其在目标语中的对应形式，较多地采取直译和意译。对带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用语，他则倾向于意译、音译、增译、省译等。他的翻译策略整体呈现出归化的风格，而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在葛浩文的文化因素翻译中均有体现。他遵循再现的伦理极力再现了原文的异域性，遵循规范伦理来满足目标语读者的期待，遵循交际伦理来中立、公平地促进文化合作，遵循服务伦理满足出版商和委托人的商业目的。但当再现伦理与规范伦理相冲突，即因文化差异的影响而无法完全再现原文，他有时以句内加注等方式予以协调，增进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的了解；更多的时候则是遵循目标语的语言和文化规范，着重提高译本的可读性。正是以读者为取向的翻译伦理影响到他翻译策略的选择，使他的译本呈现出归化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