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百锐的伦理自然主义是对哈曼理论的一种补充和超越。他部分同意哈曼的观点,认为道德判断只有相对于特定的道德框架才是有意义的。为了确定“一个人P做D道德上是错误的”这类道德判断的真假,它们应当理解为“相对于道德框架M,P做D道德上是错误的”这类道德判断的省略形式。但是,黄百锐认为道德是进化的产物,而非哈曼所说的那样是人们之间默契或不言而喻的隐性共识。因此他的伦理自然主义可以解释和规避一些哈曼理论造成的错误。首先,对于不同框架间的人因为道德判断可以同真,因而不是互相否定的,道德分歧变得不可表达的问题。黄百锐从经验观察的角度指出,不同框架之间并非是截然不同的,道德判断的真理条件具有极大的重叠性。不同群体间的道德差异并不是像坐标系那样分布的,而是不断的交叉重合的。不同道德框架是重叠而有差异的。其重叠性在于,我们都认可一些基本价值的正当性;而于此同时又因为不同道德框架对基本价值的优先次序是不同的,而表现出语用层面上的分歧和差异。这种价值的高度重叠使得道德分歧可以存在,并被跨文化的评价者、对象及观众理解。其次,对于不同的道德共识是否在道德上都是正确的问题。黄百锐从功能主义和进化伦理学的角度作出解释。黄百锐认为道德有两大功能,一个是道德的人际协调功能,用以协调和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个体之间的合作。另一个是道德的内在性功能,即道德也可以促进个体内部的心理秩序。为实现这两大功能,一个充分的道德需要具有五条普遍有效的标准。如果一种道德框架不满足这五大标准,就意味着它不能实现道德的功能。一个不能实现其本质功能的道德就不是一个真道德。第三,对于行为主体的“道德无能”问题,即因为某些因素,他不知道他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那我们就不能说他在道德上应当做出正确行动的问题。黄提出一种介于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间的动机理论。他认为人的动机来源于人的生物习性,这些习性可以被我们的文化所塑造,从而变成一种为各自的道德行为提供动力的因素。黄百锐提出一种类似于儒学中所说的“德性之知”的“人类动机”。主体是否应该有动机,不是相对于其所处的道德框架而言。而是取决于主体作为一个生物上的“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行为主体没有实际动机去行动,但我们依然可以说他在道德上应当做出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