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非效率投资包括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在两类非效率投资中,较多的研究证明,投资不足的比例大。两类非效率投资都会影响企业绩效、降低企业价值、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非效率投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激励机制是否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数据作为样本。首先构建一个资本投资模型,用上市公司当年实际投资与预期投资进行回归,按残差正负将上市公司分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两类。然后用薪酬业绩敏感度PPS(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分别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进行回归。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代表着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和激励强度。本文的发现是,当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低于公司潜在的最优激励水平时,PPS与过度投资负相关,但是解释力度没有自由现金流量强;当薪酬业绩敏感度PPS超越了公司潜在的最优激励水平时,PPS与投资不足正相关;财务风险整体上抑制投资,表现为抑制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研究表明,薪酬业绩敏感度PPS低激励效果肯定不理想,但是并不是越高越好。我国上市公司薪酬激励契约的失效,是导致非效率投资的一个原因,是代理成本的一个方面。设计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非效率投资问题、降低代理成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薪酬业绩敏感度作为激励程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其与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关系,试图发现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其他因素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