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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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恶性化趋势明显,依据我国1979年通过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少年司法制度以及相关法律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已然不能应对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以法条的形式明确对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追责的条件和程序,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但在实践中的适用暂无规定。我国有使用该制度的基础,刑法、民法和行政法对未成年人年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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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恶性化趋势明显,依据我国1979年通过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少年司法制度以及相关法律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已然不能应对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后,以法条的形式明确对已满十二周岁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追责的条件和程序,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但在实践中的适用暂无规定。我国有使用该制度的基础,刑法、民法和行政法对未成年人年龄的起算点进行调整,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提供法律基础,在政策上还有保障人权、宽严相济以及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提供指导和适用方向,同时还有法律文化提供理论依据。起源于英美法系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发展完善,可以在分析英美的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历史演变和适用效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恶意补足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适用进行思考。在适用该制度的过程中,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行为方式等方面来判断和证明“恶意”的程度;在案件和年龄的适用范围上建议采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适用范围,以及保持在十二周岁至十四周岁范围;在刑罚上坚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合理设置监禁措施,包括采取监禁的条件、时长及场所,同时建立SOS儿童村模式的新型矫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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