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政策是保护劳动者体面就业和工资收入权益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经济学中富有争议的研究主题。关于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同的经济理论给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新古典市场模型中,最低工资的提升会减少均衡就业数量;在买方垄断市场模型中,最低工资的温和提升反而会增加均衡就业量和均衡工资水平;在多重劳动力市场理论中,最低工资提升对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内生搜索模型中,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对最低工资的弹性,提高了最低工资附近的工资水平,却降低了最想得到工作的劳动者收入,加剧收入不平等。由此可见,经济理论对于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结论,最低工资是否达到政策目标还需要借助经验研究进行解答。国外关于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效应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尚未形成共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设立的时间尚短,国内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多。近年来,最低工资提升幅度和执行力度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调整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与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最低工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制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特征,考察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于就业、劳动供给、收入分配等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提出针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最低工资调整目标和调整路径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劳动者视角,分析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就业和工资收入影响。首先总结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最低工资制度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从理论上分析最低工资政策的市场效应,构建最低工资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经济理论基础。然后分析我国最低工资政策的执行情况和低收入群体的特征,明确最低工资政策的主要影响群体。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最低工资与就业、最低工资与劳动供给、最低工资与工资分布的关系三方面展开实证研究。第一,基于空间视角研究最低工资对于就业的影响,借鉴Thiess和Alexander（2009）的最低工资空间均衡理论,构造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多地区经济体市场,以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最低工资政策对各地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空间影响,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估计本地最低工资调整以及邻近地区最低工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第二,最低工资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通过把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动纳入到劳动供给决策的分析框架中,分离出影响低收入人群工作决策的因素,建立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运用2010年至2015年CGSS调查数据,估计受最低工资影响群体的劳动供给弹性,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如何影响个人的工作决策。第三,最低工资对工资分布的影响研究,把双重差分的思想引入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运用2012年和2013年CGSS数据,把调查样本中以工作收入作为劳动收入形式的非农劳动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2012年最低工资上调对不同类型非农劳动者工资分布的影响。在上述研究框架下,根据相关章节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中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偏低,并且各省市最低工资差异较大。各省市最低工资至少两年调整一次,调整时间不统一;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绝对差异和相对增速都有较大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比值偏低,并且中部地区高于东西部地区。二、低收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和工作属性特征明显。低收入群体占比在年龄序列中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U”型趋势。女性低收入占比是男性的1.78倍;农业户口的劳动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概率是非农业户口的2.1倍左右。低收入群体的学历特征非常明显,没有上过学的非农劳动者群体中有54%的劳动者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小学文化程度的非农劳动者中有36%的劳动者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低收入群体的工作和行业分布特征来看,低收入群体主要分布于零工、散工、自由职业者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中,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相对较高。地区差异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慢和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市低工资群体占比往往较高。三、相对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显著降低本地就业水平,并且这种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而加深;地理邻近地区的相对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本地就业水平;东部地区各省之间存在劳动力资源的相互竞争,体现为邻近地区最低工资提高会使本地就业水平下降。我国各省市的就业密度在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呈现出高高集聚状态,在西部地区呈现出低低集聚状态;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人口比率在北部地区和东南部沿海地区呈现出高高集聚,部分西部地区呈现出低低集聚状态,三个就业指标都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最低工资相对于平均工资的上升会显著降低当期的就业水平,随着最低工资政策实施时间的推移,最低工资提升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加深;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邻近地区相对最低工资的提升反而提高了本地就业水平,邻近地区最低工资的执行时间对本地就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工资的变化对就业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邻近省份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当地就业水平的影响是负向的,说明东部地区各省之间存在劳动力资源的相互竞争。四、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提高了总体劳动参与率,主要增加了17-25岁青年劳动者和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也提高了非农就业的比例和劳动者的求职积极性。通过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提高了总体劳动参与率,最低工资每上涨1%,总体劳动参与率显著增加0.089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主要增加了17-25岁青年劳动群体和未婚女性劳动者的劳动参与水平,最低工资提高1%,可以使17-25岁青年劳动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提高0.246个百分点,使未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提高0.375个百分点;以未工作的劳动者为参照对象,最低工资提升提高了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找工作者的比例,对于务农工作没有影响。五、最低工资对总体工资分布有一定的尖峰效应,溢出效应不明显;对劳动者分类后发现了正向溢出效应的存在。分样本检验中发现最低工资会显著提高女性劳动者、非农户口劳动者以及高学历劳动者中的低收入阶层工资水平,对于男性劳动者、农业户口和低学历劳动者中的低收入群体作用不显著。另外,本文还对不同工作形式的劳动者进行分组回归,发现最低工资会提高签有劳动合同、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的低收入劳动者工资水平,而没有劳动合同、企业和社会团体及自雇者、私有和民营企业中的低收入者却没有从中受益。最后,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规范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和落实,切实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制定针对不同职业及年龄群体的差别化最低工资,引导最低工资标准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加强最低工资标准适度性研究,解决低收入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建立健全最低工资评估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政策的运行效率。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创新之处:一、通过对劳动者群体进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属性进行分类研究,有针对性地揭示了最低工资对各个劳动群体的政策影响。直接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的一般是工资水平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那群劳动者。本文在分析低收入群体特征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有针对性地分析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的劳动者类型如何受最低工资影响,研究对象更有针对性。二、引入多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均衡理论分析我国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发现了最低工资对就业的空间影响,并且考虑了政策实施的长期影响。以往运用宏观数据分析我国最低工资政策效应的文献,很少考虑到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间的均衡,本文以多地区劳动力市场均衡理论为基础,运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本省和邻近省份最低工资调整对本地就业市场的影响。三、将双重差分引入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提出了分析最低工资影响工资分布的更稳健的方法。无条件分位数相对于分位数的系数更好解释,通过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加入实验组虚拟变量、时期虚拟变量和政策效应虚拟变量,分析最低工资重要分位点上的政策影响,可以得到稳健的政策效应估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