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时效制度,自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颁行至今,历经了从申请执行期限到请求权时效的艰难转变。以2007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标志,申请执行时效制度正式得到了立法的认可,执行时效本质就是私法请求权的消灭时效的观念得以确立。2019年公布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更是揭示了了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一体化的立法趋势,这无疑是时效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重大进步。然而从法律制度的体系化、逻辑严密性来讲,该制度的变革依旧颇为保守,特别是《民法典》出台后,其总则部分第188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几乎无涉执行时效,未能回应学界对于对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统一于民事实体法的期待。执行时效本质是执行名义所记载的实体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在执行程序中的延伸,故根本上讲,两种时效制度最终应殊途同归,统一内化在《民法典》中。但就目前的立法进程而言,因执行时效处于执行阶段而保有其特殊性,二者仍是处于“二元并立”模式,这必然对二者的适用提出了不能自相矛盾的要求,然而在时长选择、中止中断的规则上二者依然存在冲突。本文以执行时效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梳理执行时效制度转型的基础上,分析执行时效制度在《民法典》颁行后仍旧存在的问题、仍未厘清的理论,提出应当取消执行时效的概念,将其归入诉讼时效的体系中,完成民事时效制度的一体化构建,但又要针对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实体请求权,在执行阶段增设长期消灭时效,并就目前“二元并立”的制度现状提出如何弥补现行时效体系中的漏洞。除了引言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执行时效制度一体化进程的历史嬗变。洞悉过往,方能展望未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执行时效制度源自前苏联民法的申请执行期限制度,在上世纪末的政治经济转型的大巨变时代,执行时效制度才开始向大陆法系的消灭时效转型,并依次经历了从申请执行期限到申请执行时效、到私法请求权时效、再到《民法典》施行时期与诉讼时效“二元并立”的过渡阶段。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在弥补了上一阶段问题的同时,依然有未能厘清的理论甚至催生出了自相矛盾的新问题,至今都深深影响着时效制度的一体化变革。第二部分是《民法典》颁布后执行时效制度依然存在的困境,尽管诉讼时效早已脱离了“程序性期间”的桎梏,但执行时效的实体化修正远远落后于诉讼时效,从2007年开始,才缓慢地、渐进式地从不变期间向诉讼时效（消灭时效）转型,进而当下才名副其实地以时效制度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由于观念转型的艰难以及立法技术尚未成熟,当下依然是“二元并立”模式,从“优先保护权利人”向“保护义务人”平衡的立法理念未能树立,时效制度的一体化进程仍然受到诸多限制,2年的执行时效期间长度远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程序法内部以及程序法和实体法依然存在着适用上的冲突,救济措施上仍然有所缺失。第三部分承接上一部分理论环节的薄弱以及相应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对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探析,指出了执行时效同诉讼时效的关系,分析何为时效制度的一体化构建的本质,揭示了“二元并立”模式下的路径依赖造成了两种时效适用上的冲突,以及传统道德语境下执行义务人受到矮化的现实,并指出我国对短期时效期间效果误读。第四部分则针对了立法价值取向、现行法律体系存在的冲突以及如何在《民法典》实施后,时效制度如何迈向一体化,且能凸显执行时效独特价值给予具体的建议。包括立法结构的选择、立法理念的修正、时效期间长度的选择、时效适用规则体系的逻辑自洽、债务人异议之诉的设计等方面,以期在未来《民法典》的修正和“强制执行法”的顺利出台时能够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