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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稳定增长,农产品优育质高且品种愈发多样,农药在病害防治、节约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农药使用也带来了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违规使用农药会危及人的身体健康,还会恶化农村生态环境。因此,进一步减少农药使用量,同时提高农药利用效率是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农户生产行为决策、信息不对称、“亚当·斯密困境”和政府规制等理论,本文围绕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利用江苏省91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稳健的logit和o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危害感知、利益诉求两个内在因素及其他因素对用药行为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同时探讨农户“理性人”和“道德人”的属性。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考察拥有不同耕地面积和属于不同地域的农户的行为,在实证中进行了两次分组研究。此外,本文还分析治理举措对农户施药行为和改善意愿的作用及作用机理。本文结论如下:
(1)农户本质上是理性的,利益诉求是农户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逐利意愿强度的增加会增加违规施药的概率,对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和苏北地区的农户来说尤为如此。农户亦具有道德人属性,危害感知是农户规范施药的促进因素。由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收入来源更广泛,对农业风险的承受度更高,需求层次更高,道德感对其用药行为的影响大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同情感对农户的逐利行为具有普遍的修正作用,且相对来说对苏北地区农户的修正作用更明显。
(2)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常识认知等因素会对江苏省农户施药行为产生影响。普遍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拥有较少家庭人口和较少耕地面积的农户比教育程度低、家庭人口多、耕地面积多的农户施药行为更加规范。家庭所属区域影响农户施药行为,苏中地区农户行为更规范,其次是苏南和苏北地区。对于苏北和苏中地区的农户,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本身收入来源单一,“专业农民”属性增大了其规范施药的概率;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收入来源更广泛的苏南地区,高收入农户可能会因为缺少专业农民的丰富种植技术和经验因而减少规范施药的概率。常识认知对农户规范施药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
(3)治理举措对规范农户用药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对于农产品安全事件的持续曝光,会对农户行为起到明显的约束作用;而农业培训和政府监管的促进作用却不甚明显。由于目前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是政府监管的主要对象,针对农户使用的监管较少且监管效率不高,因此对于农药的监管在规范农户用药行为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外,治理举措会削弱利益诉求对行为的负面影响,增强危害感知对行为的正面影响。
(4)治理举措对农户行为的后续改善意愿有显著影响。新闻舆论和农业培训能够提高农户参与共治的意愿和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政府监管有利于督促农户参与共治,但却会降低农户参与农业培训的热情。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提高农药使用监管的有效性;(2)强化宣传,增加信息供给;(3)重视农村教育,加大农业培训力度;(4)建立基于定期农药抽检的奖惩制度;(5)完善农险政策和绿色防控补贴,降低农户经营风险;(6)对农药综合治理增加财政资金投入。
基于农户生产行为决策、信息不对称、“亚当·斯密困境”和政府规制等理论,本文围绕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利用江苏省913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稳健的logit和o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危害感知、利益诉求两个内在因素及其他因素对用药行为的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同时探讨农户“理性人”和“道德人”的属性。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考察拥有不同耕地面积和属于不同地域的农户的行为,在实证中进行了两次分组研究。此外,本文还分析治理举措对农户施药行为和改善意愿的作用及作用机理。本文结论如下:
(1)农户本质上是理性的,利益诉求是农户行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逐利意愿强度的增加会增加违规施药的概率,对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和苏北地区的农户来说尤为如此。农户亦具有道德人属性,危害感知是农户规范施药的促进因素。由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收入来源更广泛,对农业风险的承受度更高,需求层次更高,道德感对其用药行为的影响大于家庭耕地面积较小的农户。同情感对农户的逐利行为具有普遍的修正作用,且相对来说对苏北地区农户的修正作用更明显。
(2)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常识认知等因素会对江苏省农户施药行为产生影响。普遍来说,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拥有较少家庭人口和较少耕地面积的农户比教育程度低、家庭人口多、耕地面积多的农户施药行为更加规范。家庭所属区域影响农户施药行为,苏中地区农户行为更规范,其次是苏南和苏北地区。对于苏北和苏中地区的农户,家庭收入较低的农户本身收入来源单一,“专业农民”属性增大了其规范施药的概率;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收入来源更广泛的苏南地区,高收入农户可能会因为缺少专业农民的丰富种植技术和经验因而减少规范施药的概率。常识认知对农户规范施药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
(3)治理举措对规范农户用药行为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新闻媒体对于农产品安全事件的持续曝光,会对农户行为起到明显的约束作用;而农业培训和政府监管的促进作用却不甚明显。由于目前农药生产者和经营者是政府监管的主要对象,针对农户使用的监管较少且监管效率不高,因此对于农药的监管在规范农户用药行为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此外,治理举措会削弱利益诉求对行为的负面影响,增强危害感知对行为的正面影响。
(4)治理举措对农户行为的后续改善意愿有显著影响。新闻舆论和农业培训能够提高农户参与共治的意愿和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政府监管有利于督促农户参与共治,但却会降低农户参与农业培训的热情。
根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提高农药使用监管的有效性;(2)强化宣传,增加信息供给;(3)重视农村教育,加大农业培训力度;(4)建立基于定期农药抽检的奖惩制度;(5)完善农险政策和绿色防控补贴,降低农户经营风险;(6)对农药综合治理增加财政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