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西方图像学的历史,西方图像学经历了早期图像志、传统图像志、现代图像学和后现代图像学四个阶段,而W.J.T.米歇尔(以下全部简称为米歇尔)作为后现代图像学的代表人物,颠覆了图像学的传统,对图像学的发展、艺术理论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米歇尔最富野心也最具创新性的理论构想就是试图图绘图像理论,研究米歇尔图绘图像学的方法,展示出三种图像研究的路径,分别是:后现代图像学的解构主义方法、直观图像自身的现象学诠释学方法和后艺术史的图像文化学方法。第一,我们已有的关于图像的哲学研究、电影研究、媒介研究、比较研究、艺术史研究都意味着用话语和思辨来把握视觉再现,因此并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图像学理论,图像需要从语言那里夺回描述和反思自己的权力。所谓的后现代图像学,就是对图像学传统、既定诠释模式的解构,通过“图像转向”消解“语言学转向”的绝对权威,对图像进行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具体来说,米歇尔发明了以“元图像”为代表的图像诠释概念,用来说明图像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和自我阐释的可能性;又例举了索尔·斯坦伯格的《螺旋》、约瑟夫·加斯特罗的“鸭/兔”图、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图》、勒内·马格利特的《形象的背叛》等来展现话语、视觉、机器、身体、制度、隐喻之间的复杂互动;最终,米歇尔提出了“形象文本”的理论设想,认为一切艺术都是形象与文本混合的产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观念与形式的圆融表达。第二,现代社会对图像的理解有时趋于平面化和刻板化,其根源在于我们难以克服经验的熟悉性和惯性所带来的遮蔽。为了直观图像自身,米歇尔采用了现象学诠释学的方法。这一方法源自胡塞尔,经由海德格尔的改造和伽达默尔的着重演绎臻于成熟。米歇尔延续了现象学的思路,他始终强调回到图像和观看本身,并以此为目的规定了图像的诠释方法和诠释机制。米歇尔重新诠释了再现理论,他认为图像不是现实世界的机械复制,也不是抽象概念、精神、理念的具象表达或者风格的简单呈现,而是一种更灵活、更饱满、更动人的再现方式,而且以其身体的在场性、视觉的直观性、体验的震惊感拓展了其他艺术门类的表达边界。为了最大限度地在诠释过程中保留图像的本意,米歇尔从伽达默尔那里得到启发,采取了与图像“对话”的诠释机制。图像的意义具有模糊性、神秘性、丰富性、多义性,通过“对话”,诠释者就能激活有“生命”、有“情感”、具备再生能力的图像意义系统。第三,米歇尔受到了“艺术终结论”的影响,拓展了图像学研究对象的范围,采取了多视角、跨学科、宽领域的综合性诠释模式,如此才能全面地理解当代视觉文化众多不同的内容层次、表现形式以及视觉经验对现代生活的多重渗透。他的这种理论方法可以被概括为后艺术史的图像文化学方法。米歇尔图像具有理论化和实践化的倾向。结合米歇尔的论述,可以用图像的建构性来概括图像的理论化倾向,从而描述图像对于历史、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米歇尔着重论述的生控复制时代的视觉艺术就是最恰当的例子,它说明图像不再是对已有事物的摹仿,它能影响个人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也能创造出“活的”形象。图像的实践性意义则体现在它积极介入社会公共领域,通过图像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其社会功能。在这个人人皆可看与被看的舞台,图像作为信息最为直观的传播载体,可以凭借真实性、代表性、象征性、叙事性迅速改变观者的想法,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共鸣。第四,我们正处在视觉文化时代,面对包罗万象、形式各异的图像,如何诠释它们成为了研究视觉文化的核心问题。研究米歇尔图绘图像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建立新的认知方式、诠释模式、视觉机制和研究范式,给图像学研究、视觉文化研究、艺术史研究、电影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开拓思路。以米歇尔的方式图绘图像学,其难点在于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助长了通俗化的艺术理解,学术研究、艺术欣赏被大众娱乐化、情绪化的诉求所取代,因此需要图像学研究者不断完善,建立公正的艺术评判标准和严肃的理论体系,培养欣赏者包容的审美心态,走向美美异和的视觉文化分赏模式。这一切,既需要研究者持续不断的推动,也需要当代视觉文化的创作者和欣赏者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积极地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