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传记文学尊重历史、尊重个性、尊重艺术的审美三原则,来分析林语堂史传文学作品《苏东坡传》和《武则天正传》。林语堂对作者与传主之间的情感把握、对功利性束缚的突破及其写作手法的灵活运用,成为林语堂史传作品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历史真实性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主要受到历史因素、环境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从历史因素看,《苏东坡传》因传主本身材料的丰富及作家的充分准备和研究,其真实性值得肯定;《武则天正传》却因林语堂偏爱丑化、妖化武则天形象的资料而在真实性上大打折扣。从环境因素看,《苏东坡传》是在林语堂个人处境十分尴尬的情况下创作的,创作过程伴随着林语堂的精神解脱,是其失意年代的得意之作;《武则天正传》则是“冷战”时代林语堂“亲蒋反共”政治观念冲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传记的严谨性。从心理因素看,作者对传主的好恶明显地影响了传记创作。他因崇尚快乐幸福的人生观而对苏东坡倍加推崇,又因憎恶武则天及其女性观中保守落后的一面而对武则天的评价有失公允。这种心态对传记的创作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尊重个性,努力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传记创作的又一追求。从传主个性的复杂性来说,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集天赋极高的艺术家、为民着想的官员和淡泊睿智的隐士于一身,复杂而生动;武则天则被林语堂刻意丑化为残忍专横、极富野心的“女魔头”,对传主复杂性把握不足。从传主个性的统一性来说,苏东坡由刚直趋向宽和,始终不变的是旷达乐观、幽默诙谐,能准确把握传主不同时期的性格特征;武则天由隐忍而至荒淫,突出她作为政治家的残忍专横、冷静机智,给人深刻印象。传记文学是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从艺术构思、合理想象、小品文笔调及叙事视角和方法来看,林语堂的两部史传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苏东坡传》采用纵横交错的构思方式架构全书,极富创新性;两部传记充分发挥合理想象,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恰到好处;小品文笔调痕迹明显,夹叙夹议和闲谈特色不仅对传记写作有所助益,也彰显了林语堂中西融合的文化观和幽默、闲适、性灵的文学观;《苏东坡传》的两层叙事模式和《武则天正传》的三层叙事模式,视角灵活,并不拘泥于传记写作常用的第三人称叙事方式,而是根据表达的需要随时切换,甚至作者也不时跳出来发表意见,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林语堂对作者与传主之间的情感把握、对功利性束缚的有力突破及对写作手法的灵活运用等经验和教训,足可为后人借鉴。他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传记的表现手法,注重表现人格的发展变化过程,有机融合中西文化,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对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做出了特殊贡献,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