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长河,人口数量、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间关系密切。人口数量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础。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年以来,全球进入生态超载状态,中国尤胜。这种生态超支表现为采伐森林、干旱、淡水不足以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等。一般来讲,地球上生物承载力是有限且相对恒定的,即使在人类的精心管理下,生物承载力的增长能力也是有限的,经济规模应该与生物承载力彼此适应,超越生物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的经济发展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持续的。因此,如何以有限的生物承载能力提高人类福祉,支持快速增长的经济,是一国生态文明发展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首次提出“生态产品”这一概念,指出我国工业品供给能力的增强与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减弱之间的反差,并强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要求政府将“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纳入未来政府治理的目标。然而,如果中央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落实仅仅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那么,提高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增加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不仅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难以实现生态产品供给的长效机制。因此,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来保障生态产品的供给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与紧迫性的重要课题。基于此,本论文围绕“生态产品供给”主题,依据“供给什么-为何供给-如何供给”的逻辑进路开展分析论证。本文以供给制度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供给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合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生态产品供给制度。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了以下内容:第一章,生态产品的相关基础理论。本章以生态产品为核心,考证其内涵、特性,对其分类并讨论其价值。在明确生态产品可供给的基础上,将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功能等高相似度的概念进行对比,理清相关概念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做准备。第二章,生态产品供给的需求分析。本章在对我国当前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解后,梳理了生态产品供给的相关文件,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生态安全的需要、人类高水平生活品质的需要、生态系统均衡的需要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五个方面讨论了生态产品供给的必要性。从生态产品外部性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困难、国家制度设置的限制及生态产品权属认定不明四方面讨论了生态产品供给的困难。第三章,生态产品供给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本章从理论视角分析生态产品供给主体在各种政策环境下的策略选择,并对实现策略均衡的条件进行讨论。首先,论文对生态产品供给主体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分别应用静、动态博弈分析法,分析“经济人”假设下,政府、企业、个体三类供给主体可能的行为策略,并讨论达成均衡策略应作出如何的政策环境设置,为后面的供给制度构建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生态产品供给模式。本章从政府和市场两种供给机制入手,将生态产品供给模式分为政府供给模式、私人供给模式和自组织供给模式三类。其中,政府供给模式是生态产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政府以生态产品生产者或者提供者的身份,既可以在政府供给机制下,也可以在市场供给机制下实现生态产品的供给;私人在此处是一个集合概念,它主要是指进行生态产品生产或提供生态产品的组织或个体,只能在市场机制下存在;自愿供给者是独立于政府和私人主体的第三类供给主体,其非营利性及自愿供给的特征为生态产品供给增添了色彩,这是将其单列研究的原因。在本章中,笔者还讨论了各类供给模式下,供给的成因、可能性及各供给模式的运作机制及现实约束。由此得出,三类供给模式“共存”供给是实现生态产品有效供给的最优方案。第五章,生态产品供给的国际经验。本章仍以政府和市场两种供给机制为线索,从生态产品供给具体的主体、供给资金来源、供给方式和供给支付标准等方面探寻国外生态产品供给的经验,并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得出,生态产品的供给需要坚实的法律制度为保障;需要独立政策和管理部门协调供给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多样化供给方式,并且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相辅相成。第六章,生态产品供给制度的构建。生态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因此,供给制度的构建最终落脚到如何制定激励制度促进生态产品供给。结合以上几章的分析研究结果,本章对我国的环境税收制度、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生态物权制度进行构建,以使之在保护生态环境、增加生态产品供给方面更加完善,更加行之有效。“生态产品的供给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复杂的选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选题。如何更好的缓解地球的生物承载力超载问题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关注的重点。本文的研究旨在通过对生态产品攻击制度进行设计,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生态产品供给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