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使资产管理行业的多业务形态进入统一监管时代,也给统合讨论资产管理纠纷的司法适用问题提供了基础。资产管理人的谨慎投资义务符合交易成本理论及有效市场理论,这是因为要求资产管理人在投资中做到“谨慎”可降低资产管理业务参与双方的交易成本,与稳固整体有效市场相辅相成。谨慎投资义务的法律制度基础涉及信托制度和合同关系,各类型的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制度基础均是信托制度,除了基于契约而产生的约定约束外,资产管理人与委托人之间构成信义关系,管理人对其负有信义义务,其中与投资管理最直接相关的也就是资产管理人的谨慎投资义务。强调资产管理人的谨慎投资义务,有利于保护投资人利益,并且促进资产管理行业良性发展。但我国目前对资产管理人谨慎投资义务的规范要求未成体系,在综合性法规中仅以“勤勉尽责”等类似表述进行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行为标准散落在各个层级的不同文件中。由于对资产管理人谨慎投资义务的规范要求笼统模糊,相对应的司法适用标准亦有混杂不清的问题。通过对资产管理人谨慎投资义务相关的司法案例进行梳理,可发现在资产管理业务纠纷中涉及三类重要的争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产管理人谨慎投资义务的认定依据。法院一般依据当事人的约定认定管理人是否应履行义务,当约定义务低于或未涉及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时,法院以法定义务为认定依据。但是由于资产管理人对投资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谨慎投资义务本身的弹性,可能因其属于“缺省性规则”而被约定免除。在约定与法定均未作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明确以过错责任原则评判管理人是否应承担责任,对于具体的过失标准,应以“善良管理人”标准作为替代性的认定标准,即结合与其身份、职业背景相似水平管理人的谨慎水平判断其行为是否构成明显过失。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产管理人的投资组合要求。投资组合与分散风险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对于管理人是否必须就投资组合要求履行其谨慎投资义务的裁判观点并不一致,有些法院持肯定态度,而有些法院认为其仅属于建议性内容。我国目前并未在法规中对投资组合提出明确要求,但相关规则在英美判例法上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现有的“谨慎投资者规则”将投资组合理论吸纳为整体审查管理人是否“谨慎”的重点。投资组合理论应适用于资产管理行业,对于投资范围较广的二级市场业务,投资组合的规范要求应适用于事前披露与事中监督;对于投资范围较窄的一级市场业务,应要求管理人对不适用投资组合的业务进行特殊说明。对管理人投资方向和投资范围的审查应以投资的整体为对象,而非单一的投资项目。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谨慎投资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委托人作为原告将面临明显的举证弱势,而根据《九民纪要》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管理人的规定,管理人作为被告将承担证明受托业务全程行为的巨大举证压力,并不利于资产管理行业的良性发展。针对谨慎投资义务举证责任的两难困境,可通过证监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帮助以解决原告证据获取不易的问题,以及明确司法裁判对商业判断自由的尊重以避免对管理人的逆向激励,以实现调整举证责任分配的目的。应通过借鉴商业判断规则中的举证规则,将举证责任分配适当调整为“先推定——原告证明至合理怀疑——被告证明”,首先推定管理人的商业决策行为正确,由原告先承担推翻推定的证明责任,如原告证明成功再由管理人自证清白,以此来平衡关于谨慎投资问题的纠纷中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