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本文主要运用社会互构论这一基本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问题,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梳理国内外城市贫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城市贫困的发生机制,揭示制度与行动互构下城市贫困群体的生存逻辑,并探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多元主体在贫困救助中的参与与贫困群体生存压力的改变,在此基础上,探讨在互构论视角的指导下建构更积极有效的应对转型期城市贫困的策略。研究发现,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是个人与社会之间一种相互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差异和冲突。具体而言,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制度、社保制度的变迁,国家和企业的之间的父爱主义关系向个人自立——国家提供有限帮助的关系转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因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从理论上来讲,这对个人既是一种制约,也是一种机遇,因为个人同时获得了选择职业、就业岗位的自由,其自主权有所增加。但是,个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然形成的全面依附于单位企业的角色意识和行为规范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彻底的改变,在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对单位企业的依赖惯性,以及资源、市场能力的欠缺导致对这种新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适应性障碍,个人在一段时期内陷入贫困就成了个人与社会互构关系下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种结构性背景下,城市贫困群体也表现出巨大的主体能动性。城市贫困群体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源、能力回应着结构的调整和制度的变迁,拥有市场需要的资源和具有较强市场能力的人选择积极适应市场的行动策略,在制约和机会并存中积极寻找新的活动；而受制于自身资源、市场能力的欠缺的城市贫困群体,则表现出基于生存理性考虑下的积极抑或消极的抵抗,这种迫于生存压力的生存行动选择促使了国家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考虑建立起多层次的贫困救助制度以维持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当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后,城市贫困群体以积极从事非正规工作的行动选择回应着国家多层次的救助制度,他们或从事个体经营,或打零工,或成为城市大街小巷流动小商贩中的一员,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寻求着新的生存方式。中间组织的多元参与亦影响着城市贫困群体生存压力的改变。家庭网支持向城市贫困群体提供了较多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缓解其生存压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重要。社区作为平台承接了政府委托实施的社会保障服务,承担了大量行政性工作。社区组织提供的福利尽管对下岗失业人员缓解家庭困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就业福利项目的短期性、培训的无效性、及就业福利与低保之间的冲突性使得城市贫困群体对此项福利并不十分满意。就非营利组织扶贫而言,无论从参与数量还是从参与内容上看,非营利组织介入社区福利的提供都存在很大的缺失和不足,对贫困群体的帮助非常有限,可以说,个人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因非营利组织一方的缺席而丧失了互构的前提,无法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作为扶贫重要一方的企业,存在着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排斥,加上他们在执行有关政策时的变通、缴纳社会保险的缺席,约束了城市贫困群体参与市场就业及享受国家社会保障的机会,而城市贫困群体面对企业的排斥、变通和缺席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迁就,沉默是他们最普遍的行为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逃避责任的行为选择,进而又使城市贫困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最后,文章基于社会互构轮视角提出了应对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的政策性建议,如继续发挥政府在治贫减贫中的作用、提高个人的参与热情和能力、继续发挥家庭网的扶贫功效、挖掘社区在治贫减贫中的功能、增加非赢利组织在治贫减贫中的作用和减少市场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排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