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后的罪名存在着“假药”界定范围方面的问题。诸多有实际疗效的药品被认定为刑法上的“假药”,相应地生产、销售该类药品的人也受到了刑事处罚。本文从司法实践中“假药”界定范围出现的争议问题出发分析刑事“假药”界定范围的应然状态及实然状态,并从实践中找出出现两者偏差的原因,一一进行解决。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文章届已完成之时,《药品管理法》进行了修订,本文主要基于2019年《药品管理法》修正之前的“假药”认定状况,并结合最新的《药品管理法》中对“假药”之规定探讨“假药”界定范围问题的解决路径,但很明显法律的修订不意味着此问题失去讨论的必要性。《药品管理法》修订背后的立法背景及意义,刑事违法性判断的独立性等问题仍然值得被探讨,而且我们不仅可以从探讨出得知《药品管理法》“假药”概念修订这一解决问题方式是否唯一、是否得当,且可以为其他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前车之鉴。本文一方面,对于立法修改的背景和意义无形中进行了展现,解决了背后的法理问题,另一方面阐述了此类问题的多种解决路径。第一部分是核心问题的提出,主要分为司法争议和理论争议两个方面。第一节是刑法中“假药”界定范围的司法争议,围绕实践中的案例提出了颇具争议的几种“假药”类型的认定,第二节为刑法中“假药”界定范围背后的理论争议,基于司法争议背后产生的不同立场进行了阐述,提出了学界针对“假药”界定范围背后的原理是存在不同的观点的,要对“假药”标准进行界定就必须厘清这些观点孰对孰错。第二部分通过对第一部分提出的理论争议内容的回答,尝试从法理角度树立刑法上“假药”的应然标准,并将该标准与实践中“假药”界定之实然标准相比较,得出了实践中刑法上“假药”界定范围过宽的结论。由于生产、销售假药罪背后是复杂法益,且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权法益要优先于国家对药品的监管秩序法益,那么对“假药”的界定就必须包含药品会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或者会造成相应的风险这一条件;又刑事违法性判断是独立于行政违法判断的,那么刑法上的“假药”较之于行政法上的“假药”有其特殊性,与行政法强调保护公共管理秩序相异,刑法上的“假药”范围界定应更多地考虑个人利益保护。而实践中往往是根据原《药品管理法》之规定对“假药”进行界定,那么明显刑法上“假药”界定范围过宽。第三部分主要是分析“假药”界定范围过宽的原因,从司法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司法解释立场不断变更、司法谦抑性理念未落实到实处以及司法裁判人员没有做好法律解释工作导致的;从立法角度看,主要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立法修正以及修订前《药品管理法》未注意与刑法条文之间的衔接导致的。第四部分对“假药”界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做了针对性解决,在司法上应该树立结果无价值的司法解释立场,否定行为犯的存在,并从司法理性、司法宽和和司法人道等方面落实司法谦抑性理念,司法裁判人员也应该注意刑法解释方法的灵活运用,不应仅仅止步于文义解释;在立法上,建议生产、销售假药罪罪名中加入对“假药”的概括性表述,并将直接引用《药品管理法》中“假药”定义改为参照相关规定,在刑法未能修改的情况下,可以对《药品管理法》中“假药”之规定进行折中性的修改,增加“假药”在刑法适用的条件限制条款,使之实现与刑法条文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