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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交织推进过程中，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是一国主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国内与国际经济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而系统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其效果，进而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联动发展的政策体系对于深入推进中国“走出去”战略、实现“以开放促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源和环境等约束日益趋紧，中国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为依托、以牺牲劳动者福利和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面临更大挑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加剧及国内发展失衡带来的多重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挑战越发严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这一时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作为连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重要纽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3年以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流量已突破千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并将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并系统检验其作用效果已经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为选题，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构建、作用路径分析和作用效果检验”为研究主线。按照“理论梳理→机理剖析→现状解读→效果检验→对策形成”的思路逐步深入地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为本文导论。介绍了本研究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详细述评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构建了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和第三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首先明确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然后系统梳理和融合对外直接投资与相关贸易理论，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进一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作用机理，并结合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背景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运行态势与特征，并借助灰色关联方法依次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宏观指标体系之间的时序关联与空间特征，并从统计学角度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展开动态化、立体式的解读。
第五章和第六章为本文的实证部分。第五章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内涵，将其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利用2004-2013年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省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考虑到空间变量的自相关性，本文引入空间距离权重项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借助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省际层面上的空间溢出进行了定量识别和检验。
第六章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首先借助Probit模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特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进行了识别。然后利用2004-2013年167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构建四个回归模型依次检验了四种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最后以企业产出的提升作为微观层面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指标，利用中国470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尝试性地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本文在第七章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发挥的对策建议。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及主要创新点，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在上述研究思路与框架下，经由系统化的理论探讨、全面的数据分析和逐层深入的实证考察，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内涵。在宏观层面上，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主体产业和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表示的产业间升级，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表示的产业内升级;在微观层面上，产业结构升级则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多重内涵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机理是多层次、动态化且相互联系的。
第二，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交织推进的特殊经济发展背景以及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大国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多样性和国内产业结构水平的地域不平衡性，进而赋予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过程的独特性。即由于国内产业梯度的存在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减弱，而政府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关联和产业内竞争效应增强。
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灰色关联度随时间的推进而快速增强，并在省际层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和重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远高于国内其他省区，而中国内陆欠发达省区（如贵州、甘肃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虽然开始显现，但相对东部发达省区，这种推动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第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总体上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还将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在省际层面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一省区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除了受到本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的影响外，还受到邻接省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积累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的空间溢出影响，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第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效果因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均有显著影响;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虽有助于降低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但并未显著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提升;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并未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明显促进作用，甚至还显著降低了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
第六，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从总体上促进企业产出的增加，并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这种作用效果在不同投资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差异，其中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以及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为前文宏观实证结果提供了较好的微观证据支撑。
第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具有多层次性、复杂性和显著的时空特征，这决定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形成科学合理的差别化引导与管理体系、确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投资动机和不同产业层面的差别化管理机制。在优化政府引导方式和提升其整体管理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企业主体与政府引导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支撑体系。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整合并确立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时间和空间维度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一般路径，这一分析是对已有研究中忽视中国大国特征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时空属性的理论拓展。同时，从宏观与微观层面综合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对现有研究中微观实证支撑不足的有益补充。在此基础上，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理论模型，强化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形成框架更加完整、内容更为充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分析体系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拓展方向和关键问题。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资源和环境等约束日益趋紧，中国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为依托、以牺牲劳动者福利和透支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面临更大挑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加剧及国内发展失衡带来的多重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挑战越发严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这一时期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作为连接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重要纽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自2003年以来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流量已突破千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并将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并系统检验其作用效果已经成为当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为选题，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构建、作用路径分析和作用效果检验”为研究主线。按照“理论梳理→机理剖析→现状解读→效果检验→对策形成”的思路逐步深入地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为本文导论。介绍了本研究选题的背景、研究意义，详细述评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构建了技术路线图。
第二章和第三章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首先明确界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然后系统梳理和融合对外直接投资与相关贸易理论，形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基础。第三章进一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作用机理，并结合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背景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一般性理论框架。
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运行态势与特征，并借助灰色关联方法依次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宏观指标体系之间的时序关联与空间特征，并从统计学角度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展开动态化、立体式的解读。
第五章和第六章为本文的实证部分。第五章结合产业结构升级的宏观内涵，将其细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层面，利用2004-2013年全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省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考虑到空间变量的自相关性，本文引入空间距离权重项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借助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省际层面上的空间溢出进行了定量识别和检验。
第六章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首先借助Probit模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特征，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进行了识别。然后利用2004-2013年167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构建四个回归模型依次检验了四种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最后以企业产出的提升作为微观层面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指标，利用中国470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微观层面尝试性地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产出的影响。
本文在第七章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发挥的对策建议。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及主要创新点，指出本研究的不足及后续研究展望。
在上述研究思路与框架下，经由系统化的理论探讨、全面的数据分析和逐层深入的实证考察，本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内涵。在宏观层面上，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主体产业和就业人口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表示的产业间升级，也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表示的产业内升级;在微观层面上，产业结构升级则主要体现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多重内涵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机理是多层次、动态化且相互联系的。
第二，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交织推进的特殊经济发展背景以及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明显的大国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多样性和国内产业结构水平的地域不平衡性，进而赋予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过程的独特性。即由于国内产业梯度的存在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减弱，而政府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关联和产业内竞争效应增强。
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灰色关联度随时间的推进而快速增强，并在省际层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和重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联度远高于国内其他省区，而中国内陆欠发达省区（如贵州、甘肃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效应虽然开始显现，但相对东部发达省区，这种推动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第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总体上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内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还将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在省际层面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一省区产业合理化水平的提升除了受到本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的影响外，还受到邻接省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积累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的空间溢出影响，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对省际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第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效果因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水平均有显著影响;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虽有助于降低国内产业结构的扭曲程度，但并未显著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提升;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并未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明显促进作用，甚至还显著降低了国内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水平。
第六，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从总体上促进企业产出的增加，并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但这种作用效果在不同投资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差异，其中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以及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为前文宏观实证结果提供了较好的微观证据支撑。
第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具有多层次性、复杂性和显著的时空特征，这决定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形成科学合理的差别化引导与管理体系、确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投资动机和不同产业层面的差别化管理机制。在优化政府引导方式和提升其整体管理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企业主体与政府引导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支撑体系。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整合并确立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理论框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时间和空间维度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一般路径，这一分析是对已有研究中忽视中国大国特征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时空属性的理论拓展。同时，从宏观与微观层面综合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是对现有研究中微观实证支撑不足的有益补充。在此基础上，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理论模型，强化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形成框架更加完整、内容更为充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分析体系将是后续研究的主要拓展方向和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