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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际贸易往来逐年扩张，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资本流动已成为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国际资本流动促进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提升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同时显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结构特征。国际金融市场上各类跨境投资与交易活动日趋多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证券投资激增，直接投资型资本流动规模稳步增长，各国海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膨胀。外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私人资本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跨国并购和金融机构跨境投资业务的迅速发展要求各国放松资本管制，施行金融自由化战略。
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在提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风险扩容，对金融市场体系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国际资本流动具有灵活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常触发大规模突发性流动转向，带来金融市场以至实体经济的剧烈波动，加之本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深远的流动性冲击，资本管制再次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体系建设所关注的焦点。
纵观21世纪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发展历程，双向流动扩张与流动净值宽幅震荡特征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是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货币当局针对国际证券投资有较为严格的额度限制。在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背景下，埋下了国际短期投机资本以热钱形式进入境内资本市场的隐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净额曾于2007年达到历史高位，随后因金融危机而迅速回落。跨境资本流动中的长期投资占比日趋缩减，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格局渐成，系统性风险逐步提升。此外，近年来人民币币值的大幅变动和我国所施行的积极财政投资政策也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造成了特殊的结构性影响。本文将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求索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探索流动性传导机制和变动规律等研究议题，为建立健全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实践提供指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指引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主要研究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和影响因素的三个方面问题:(1)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和传导机制，(2)以热钱为代表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财政投资的关系，(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价格的关系。本文将根据现实经济背景，对上述问题分别引入理论框架进行阐释，并借助实证分析验证模型推论的适用性，主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管制政策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异常状态的效率情况，我国财政投资对于境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对于长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
本文共分为六章，依循研究主体从发展中国家到我国的“总体—个体”路径，以及研究对象从国际资本流动整体而后细化为热钱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分类”安排，遵照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展开。各章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界定概念，阐述行文结构和各部分间的逻辑关系，归纳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提出本篇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围绕研究主题就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通过归类整理将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发展划分为古典时期、凯恩斯主义时期和货币危机时期，结合各时期的经济背景与论证体系，对文献研究的对象、范式和结论加以阐释评析，再行结合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经验研究加以回顾分析。此部分为本文选择具体研究对象、明确所需运用的理论工具与实证方法提供了指导。
第三章探讨了资本管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影响。引入净流动视角下的资本管制理论框架，依循结合管制税率的假设展开分析，推导出资本管制经由产出波动结构影响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的结构特征。在实证检验中，确立了四种国际资本净流动的异常状态，并以金融开放度作为资本管制的替代指标，结合10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离散因变量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发现相异于多数文献结论的资本管制有效率情况。在时间维度上以金融危机为界进行子样本回归，进一步确认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管制政策存在理论模型推证的结构性效应，即在金融危机前维持着低效率，而经历流动性冲击之后，借由资本管制政策与产出波动新的传导结构彰显出强势的管控能力。
第四章将研究视角移至中国，讨论了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投资政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本章将热钱作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考察对象，从热钱的定义、来源和流动渠道出发，对境内热钱流量进行测算。借助跨期投资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思路，以风险收益率形式表征财政投资的资本化过程，发现总量均衡状态下财政投资扩张引致风险收益率提振，将带动国际热钱涌向境内资本市场，通过鞍点收敛路径分析，探察到热钱流入路径的非对称特征。而后借助测算出的热钱数据，利用平滑转移回归模型，成功地捕获到财政投资扩张与热钱规模间的非线性正向相关关系，以及开关变量时间滞后的非对称机制。
第五章探索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本章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考察对象，引入将直接投资变动视同为国别投入生产资本存量变化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推论。在实证过程中，选取人民币汇率即期价格和远期交易价格共同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动影响，汇率即期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长期变化与短期波动之间，分别呈现出罕见的效应背离关系。前者可归因于汇率远期价格所体现出的回归预期以及汇率改革的特殊背景，而后者主要归因于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
第六章为本文的总结，归纳概括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国际资本流动相关议题未来研究的展望刍议，逻辑上收束全文。
本文着眼于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对相关研究议题进行解构，主要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管制、财政投资和汇率因素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果上看，可能的创新之处有:
从研究对象来看，本文采用了从整体到个体的系统化逻辑思路，既探究了资本管制对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总体效用，也分类考察了我国财政投资政策、汇率因素分别对应境内热钱、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影响。一方面，以国际资本流动突发性转向作为总体研究对象，从新颖的资本流动净值视角联系资本管制水平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将以往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研究中通常考虑的财政投资、汇率价格解释因素对调，形成研究对象的创新。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在讨论中采用了理论支持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引入较新颖的模型设计和经验分析方法。依照创新探索要求分类设计、甄选合乎现实特征的研究方法:联接资本管制与产出波动性，作为结构变化基础置入净资本流动考察中;将财政投资扩张具象化为风险收益率变动，展开均衡收敛路径讨论;借助全口径与子样本回归，有效捕获资本管制的结构效应变化;应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拟合财政投资的非对称影响机制。
从研究结果来看，本文获得了较多新颖的观点与推论。首先，资本管制的净流动壁垒构建在其与产出波动的关联程度上，资本管制总体上能够有效地控制国际资本净流动出现异常变化，且在金融危机前后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效应。其次，本文指出我国财政投资与热钱流动间存在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具备时效滞后的非对称性影响，是热钱相关研究中较为新颖的财政视角观点。最后，本文论证了汇率即期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互斥效应，而由于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导致汇率波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效应出现明显背离特征。
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在提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资本市场风险扩容，对金融市场体系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国际资本流动具有灵活性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常触发大规模突发性流动转向，带来金融市场以至实体经济的剧烈波动，加之本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深远的流动性冲击，资本管制再次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体系建设所关注的焦点。
纵观21世纪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发展历程，双向流动扩张与流动净值宽幅震荡特征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证券投资是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货币当局针对国际证券投资有较为严格的额度限制。在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背景下，埋下了国际短期投机资本以热钱形式进入境内资本市场的隐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净额曾于2007年达到历史高位，随后因金融危机而迅速回落。跨境资本流动中的长期投资占比日趋缩减，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格局渐成，系统性风险逐步提升。此外，近年来人民币币值的大幅变动和我国所施行的积极财政投资政策也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造成了特殊的结构性影响。本文将立足于这一时代背景，求索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探索流动性传导机制和变动规律等研究议题，为建立健全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实践提供指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理论指引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主要研究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和影响因素的三个方面问题:(1)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和传导机制，(2)以热钱为代表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财政投资的关系，(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与汇率价格的关系。本文将根据现实经济背景，对上述问题分别引入理论框架进行阐释，并借助实证分析验证模型推论的适用性，主要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管制政策对于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异常状态的效率情况，我国财政投资对于境内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对于长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
本文共分为六章，依循研究主体从发展中国家到我国的“总体—个体”路径，以及研究对象从国际资本流动整体而后细化为热钱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分类”安排，遵照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展开。各章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界定概念，阐述行文结构和各部分间的逻辑关系，归纳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提出本篇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围绕研究主题就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通过归类整理将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发展划分为古典时期、凯恩斯主义时期和货币危机时期，结合各时期的经济背景与论证体系，对文献研究的对象、范式和结论加以阐释评析，再行结合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经验研究加以回顾分析。此部分为本文选择具体研究对象、明确所需运用的理论工具与实证方法提供了指导。
第三章探讨了资本管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影响。引入净流动视角下的资本管制理论框架，依循结合管制税率的假设展开分析，推导出资本管制经由产出波动结构影响国际资本净流动规模的结构特征。在实证检验中，确立了四种国际资本净流动的异常状态，并以金融开放度作为资本管制的替代指标，结合103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离散因变量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发现相异于多数文献结论的资本管制有效率情况。在时间维度上以金融危机为界进行子样本回归，进一步确认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管制政策存在理论模型推证的结构性效应，即在金融危机前维持着低效率，而经历流动性冲击之后，借由资本管制政策与产出波动新的传导结构彰显出强势的管控能力。
第四章将研究视角移至中国，讨论了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投资政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本章将热钱作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考察对象，从热钱的定义、来源和流动渠道出发，对境内热钱流量进行测算。借助跨期投资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思路，以风险收益率形式表征财政投资的资本化过程，发现总量均衡状态下财政投资扩张引致风险收益率提振，将带动国际热钱涌向境内资本市场，通过鞍点收敛路径分析，探察到热钱流入路径的非对称特征。而后借助测算出的热钱数据，利用平滑转移回归模型，成功地捕获到财政投资扩张与热钱规模间的非线性正向相关关系，以及开关变量时间滞后的非对称机制。
第五章探索了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我国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本章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长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具体考察对象，引入将直接投资变动视同为国别投入生产资本存量变化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推论。在实证过程中，选取人民币汇率即期价格和远期交易价格共同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变动影响，汇率即期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长期变化与短期波动之间，分别呈现出罕见的效应背离关系。前者可归因于汇率远期价格所体现出的回归预期以及汇率改革的特殊背景，而后者主要归因于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
第六章为本文的总结，归纳概括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国际资本流动相关议题未来研究的展望刍议，逻辑上收束全文。
本文着眼于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对相关研究议题进行解构，主要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管制、财政投资和汇率因素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果上看，可能的创新之处有:
从研究对象来看，本文采用了从整体到个体的系统化逻辑思路，既探究了资本管制对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总体效用，也分类考察了我国财政投资政策、汇率因素分别对应境内热钱、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性影响。一方面，以国际资本流动突发性转向作为总体研究对象，从新颖的资本流动净值视角联系资本管制水平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将以往长、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研究中通常考虑的财政投资、汇率价格解释因素对调，形成研究对象的创新。
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在讨论中采用了理论支持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形式，引入较新颖的模型设计和经验分析方法。依照创新探索要求分类设计、甄选合乎现实特征的研究方法:联接资本管制与产出波动性，作为结构变化基础置入净资本流动考察中;将财政投资扩张具象化为风险收益率变动，展开均衡收敛路径讨论;借助全口径与子样本回归，有效捕获资本管制的结构效应变化;应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拟合财政投资的非对称影响机制。
从研究结果来看，本文获得了较多新颖的观点与推论。首先，资本管制的净流动壁垒构建在其与产出波动的关联程度上，资本管制总体上能够有效地控制国际资本净流动出现异常变化，且在金融危机前后展现出明显的结构效应。其次，本文指出我国财政投资与热钱流动间存在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具备时效滞后的非对称性影响，是热钱相关研究中较为新颖的财政视角观点。最后，本文论证了汇率即期价格和预期价格之间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互斥效应，而由于我国特殊的资本管制政策，导致汇率波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效应出现明显背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