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明治末到大正初期的一段时间,这期间日本先后历经“文明开化”、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大逆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通过知识分子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可以充分反映出知识分子在历史舞台中所起到的作用。夏目漱石作为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国民教化方面,既没有像福沢谕吉、西周那样在文明开化中对国民起到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又没有像中江兆民、幸德秋水那样针砭时弊,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但身为文明批评家和社会批评家的夏目漱石在对社会职责的认识上还是较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深刻。夏目漱石作为历经明治、大正两个时代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一员,通过对他的对社会职责的认识的分析,可以反映出当时一般在野知识分子对待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将分为四章通过对夏目漱石作品的分析来考察他对待社会职责的认识。 第一章主要描述了包括夏目漱石在内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实态。他们大多出身于没落的武士和商人家庭,经济上有一定的富余。而对待政治他们多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过着与政治绝缘的生活。他们缺乏与社会的必然联系,缺乏与他人的沟通和交流。他们背负着因自我本位而带来的罪意识,在狭小的世界里过着孤寂的生活。 第二章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待知识分子对社会职责的认识。作为紧密联系社会与个人的职业,夏目漱石对利他本位的职业持批判态度中可以看出对应尽的社会义务的忽视。更体现了在职业观上的贵族思想。通过分析不难发现比起社会职责夏目漱石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他人本位——自我本位——则天去私的自我实现过程。而作为个人主义的终到站“则天去私”思想则体现了“无理想”、“无解决”的虚无遁世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待社会职责时的逃避态度。而在体现国家意志的战争等重要问题上始终与日本政府保持一致,具有明显的保守倾向。夏目漱石仅对战争中体现的国家道德进行了批判,单纯地把它看作思想战争,并没有揭露战争的性质。 第三章就夏目漱石的近代观展开论述。他对在发展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拜金主义和西洋崇拜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国民人格论,积极倡导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