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是西方文学理论、美学、哲学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它十分玄妙，所以论者在研究它的时候不愿更不敢轻易将它划入某一领域或简单将其视为一个概念或一种修辞。反讽，就其起源而言，确实是作为一种修辞出现的，但是，反讽发展到苏格拉底之后，就发生了转折，从语言领域进入到了艺术领域；19世纪时，经由浪漫派和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的发展，反讽开始在审美领域亮相，扮演着引导者、追求者和诱惑者的美学形象。进入审美领域后，反讽开始对人的存在进行关注，成为了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可以说，这是反讽最富魅力的一个发展阶段。20世纪前期，新批评学派为了恢复反讽的客观性，又让反讽作为修辞重新在文艺领域登台，成为文本解剖和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在后现代诗学中，反讽发展为戏仿，成了解构思想的重要理论顶梁柱之一。这也是论者以反讽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原因。本论文拟从特征论的角度对反讽概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反讽有四个理论特征：中介性、反思性、主体性和超越性。这四个特征并非油水分离，而是相互递进。反讽的中介性是指反讽作为语言阐释方式而存在。作为中介的反讽看似不可捉摸，却并非不可琢磨。进一步来说，反讽是一种意象的发生，而且是戴面具的多层次的意象的发生。从缺席到含混再到悖论的出现，反讽者不断转换自己的视角来认识对方，也因此真正地了解了自身。反讽所具有的中介性帮助人清醒地认识到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对立；使人游走在美学与伦理，哲学与信仰之间；沟通意识与无意识，连接理性和现实；在信仰与伦理，感性与理性之间反思着人生。这个“我”看那个“我”，反讽承担了沟通这二者的使命。反讽的反思性含义较为复杂。在苏格拉底那里，通过反思人所遭受的神的桎梏，它希望通过内在的灵机替代神谕来为人作决断；在浪漫派那里，施莱格尔通过反思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希望通过反讽唤醒人的主体性，恢复人的感性；在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那里，他深刻地反思了生活本身对人的束缚，希望通过反讽使人对存在有了深刻的认识。总的来说，反讽是被束缚精神的爆炸，反讽唤醒了人的意识，调动了人的激情。本文通过反思神性、反思理性，希望打破反讽表面的宁静，掀起反讽深处的思想巨浪。反讽不是事物本质直接的显象，而是通过反思间接地使事物显现出来。反讽居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通过“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过渡，进而实现了对真正理性的复兴。就反讽的反思性而言，它是在中介性基础上的反思，通过反思神性，反思理性，反思诗性，反思现实性进而反思人的存在。反讽的主体性是反讽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反讽通过反思获得了独立性，进而获得了人的主体性。可以说，反讽是一种对话，是主体间对共识的追求，这意味着双方都具有妥协、重新组合甚至走向对方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新的自我和个体。反讽最高的理想是诗性的生活，它打破了表面的和谐，进入到情绪的流转当中，通过诗性整合了情绪，释放了灵魂，成就了诗性自我、神秘自我和审美自我。反讽像一把打开人性谜团的钥匙，帮助人进入人性的中心。反讽的超越性是指反讽能够帮助人超越经验存在的束缚，进达人生的本真之境。反讽的超越性具体表现为，它站在常识对面，面对虚无和荒诞，走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渴望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就反讽而言，可以说它超越而不超绝，这就意味着没有所谓的终结，只有对无限坚持不懈的追求。美自足地存在着，而爱欲却意味着缺乏，反讽是爱和美的关联，借由想象，反讽将无限带入了有限当中，成了沟通有限与无限的桥梁。面对无法和解的有限与无限，只有诗意的反讽才能弥合中间的裂缝，使世界发生转化，以臻于另一个境界，实现人对自身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