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乡土小说”的“乡土”富有生态学意蕴。生长在“乡土”中的人,无论在哪里成长,都难以摆脱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深受地缘与文化的维系。地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文化不过是地缘的投影。“生于斯,死于斯”形象地说明了人和地的固定关系。地缘和文化是生长在“乡土”中的人们的“生态位”,生态意识是人类存在的第一意识。长期生活在农耕文明中的中华民族,对“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和与依附。然而,随着我们对西方文明或主动或被迫的学习和接收,承受着“自然之根”与“文化之根”双重断裂痛楚的知识分子的生态意识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呢?在我看来,20世纪中“乡土小说”里有最好的答案。在人与自然关系日益紧张的当前,在我们渴望生态智慧中西融通的今天,全面的、系统地挖掘、整理和阐释“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应该说是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基于以上认识和思考,本文尝试以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作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以期能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那么,面对“乡土小说”这种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而成的文学现象,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其生态意识呢?由于“乡土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是作家生态意识的显性或隐形体现,而作家的生态意识又是“作家生态位“的反映,在这种意义上,“作家生态位”视角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新的理论视角。“生态位”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可以通过历史性和共时性的动态研究,可以揭示出了“乡土小说”中生态性症候,从而提升对这一文学话题的认识。本文正是在各位前辈和老师的研究的基础上,从“作家生态位”的角度出发,以与生态批评有着天然因缘的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乡土小说”复调的生态意识。通过对“乡土小说生态意识”的反思,指出“天人合一”理论与西方当代生态理论(深层生态学、大地伦理、整体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各自对生态理论重建的重要意义和局限。其目的在提出一种融合东西方生态智慧的生态观,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命的理想家园,为生态批评理论大厦增砖添瓦,为自然写作或生态文学的兴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本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指出生态意识是“乡土小说”的灵魂。重点阐述“乡土小说”生态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土”是滋养万物的原生力量,“乡”是两人以上组成的生命群落。“乡”、“土”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空间与精神的栖息地。“乡土”,是自然性和社会性并存生命有机整体。人来自于大地,来自于自然,与自然界其他物种一样,每个生存个体都是大地之子。个人内心都拥有一方“乡土”,这是一种命定,一种血缘连接,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原型”和永远的精神纠缠。自然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上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诗词歌赋皆感物吟志,表达了农耕民族对自然的依赖、顺应和亲和。然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农耕文明的封闭稳定,国人开始接受现代性的启蒙,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满足、兴奋、刺激,同时也逐渐失去中国赖以生存的乡土根基,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挣扎、困惑、失望和伤痛。作家作为乡土中国肌体上最敏感的神经,对发生在母体上的每一点变化都有着最为丰富的感知。他们在“现代性焦虑”中,在悲悯、感伤、忧虑、愤懑、守望中完成了对乡土的富有生态意蕴的文化想象和对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演绎着与现代性相克相生的关系。乡土、自然、人、文学构成完整的绿色之链,生态批评视野中的乡土小说诠释了国人对自然和现代性的双重思考,蕴藏着人与自然关系合理重建的深层力量。第二章主要分析“乡土小说”的作家“生态位”。文艺学对“生态位”的借鉴和使用凸显了生态批评异与其他批评方法的特征:跨学科、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动态的研究模式。“乡土小说”作家本身一个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的复杂群体,从作家“生态位"的角度进行多维度的考察,能较准确的梳理出乡土想象的流变历程。不同的“乡土”会形成不同的地域精神和文化品格,自然不仅是人们繁衍生息的天然之所,而且是孕育人们的性格,形成地域文化的有效参与者。因而,作家笔下的“乡土”常常关涉着人的生存。当然,不同作家的“生态位“是不一样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跨度都比较大的乡土小说作家的“生态位”更是如此。我认为,“生态位”中影响创作的主要因素主要在“土”和“乡”两个方面。“土”是生态位中的自然因素,即区域地理环境;“乡”主要是“生态位”中的社会风俗和语言;而“乡土”共同氤氲成的是集体无意识和时代精神精神因素。“乡土小说作家”的自然“生态位”、“社会生态位”、“精神生态位”形成合力影响他们乡土想象中的生态意识。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这一章节主要分析归纳乡土小说中复调的生态意识。一方面,由于乡土小说作家“生态位”的共性,现当代乡土小说作家无论是“启蒙”还是“批判”,无论是“守望”还是“逃离”,他们的“乡土想象”都离不开两个词——“归心”与“返魅”。“归心”与“返魅”是人类原始朴素的生态意识。归心:归的是童心,是原始之心,是集体无意识中的神秘生命起源,归的是刮刮落地后的孩提时期经验,是生命中永远存在的家园意识。归的是最接近生命本真的状态,是力图与大地上其他生命对话最为美好的时期,是对文明进程中异化最为敏锐的感知,是对乡土强烈的依恋感或亲和感。返魅:返的是每片乡土上的独特的生命圈、生命链和文化生态。家乡独有的植物、动物、民俗、民风、民间想象、民歌、民间传说、曾被遮蔽的口头流传地方史,返回的是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乡土小说作家“生态位”的区别,其乡土小说中生态意识呈现出复调的流变特征:启蒙与乡愁、理想乡土——生态乌托邦的想象、自在乡土中自然的“不仁”、大地崇拜——自觉的生态乡土书写、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等。第四章也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本章主要是对“乡土小说”的复调生态意识进行反思。“乡土小说”的复调生态意识基本上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生态智慧,是“乡土小说”作家在各自独特的“生态位”中关于“人与自然”思考的合理化表达,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和人与自然冲突中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尽管由于具体“生态位”的不同,生态意识的表达复杂多样,但由于先天的共同心理结构和人性的共同性,乡土小说复调的生态意识组成了对“乡土”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批判及生态乌托邦的想象。乡土话语的女性言说也走了同样的心路历程。焦虑中反思,不安地寻求,20世纪乡土小说在批判和缅怀中走了百年坎坷路。总体说来,在这些批判中,对“土”断裂的批判武器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论。对“乡”断裂的批判武器是儒家为核心的乡土文化,而对“乡土”中自然和风俗对人的奴役的批判武器是作为人的感知经验和西方文明中的“人的利益”的张扬。一方面,知识分子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某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濡染的知识分子,目睹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只是我们的批判多于建构,而在生态乌托邦想象又耽于传统文学的影响,其指向多为“过去式”和“超时间式”。理论建构和对未来生态文明的设想则比较少。与西方风行的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各种理论相比,“天人合一”有着自己与西方智慧的异曲同工之处,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我看来,西方的“浅层生态学”是人类自私盲目的对生态危机的解救,根本完不成自我救赎。而深层生态学明显更胜一筹,但其针对在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抛出“生态中心主义”也未能摆脱二元对立的窠臼。如果想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完成人类的自我救赎,我们还需要继续行使文学恢弘的弱效应,吸取中西方生态智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五章是对“自觉的生态意识”的构建。本文认为,“自在的生态意识走向合理地自觉”是我们构建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课题。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二律背反的关系。本质上的从属关系和现实中的主客关系要求我们既不能自私傲慢,也不能一直沉迷于生态乌托邦幻想。和谐交融也许来自远古或前世的记忆,然而,从有记载的历史看,人与自然并不存在完全的和谐交融。人是与自然灾难和其他物种抗争中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因为自私和狂妄,在抗争中忘了与自然的从属关系和与其他物种的同根关系。我们要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自觉地认识自然和遵循自然规律,树立一种“生态整体主义”文学观,培育对所有生命的爱与尊重。大地伦理、家园意识和生命对话等重要生态思想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走向和出路乃至文明的走向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