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在经济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经济逐渐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作为经济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日益严重。尤其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金融化造成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被学者认为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金融化引起了学者广泛的讨论。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传统产业面临着市场需求饱和、技术水平低、盈利模式单一、产能过剩等问题,实体产业持续不振、投资回报率大幅下跌,这给实体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很多非金融企业已经进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通过投资金融资产来获得更高的回报和提高盈利能力,这一方面导致实体企业逐渐偏离其主业发展,引发了经济转型问题——“脱实向虚”,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实体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动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企业金融化。一些学者关注企业金融化的后果和风险,同时也有学者从根源研究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以及影响因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地方官员变更这个视角,深入探究其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资料和重要意义、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综述及主要研究的内容框架和研究方式选择等,这将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地方官员变更和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奠定了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其中的文献综述部分着重系统梳理了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概念定义、地方官员变更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实体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等内容。然后我们通过理论的分析来给出我们本文中的一些研究的假设:地方官员变更会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配置;地方官员变更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配置;地方官员变更通过减少创新投入进而增加投资性金融资产配置;并从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持股三个角度考察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接下来进行研究设计。再次介绍了地方官员变更对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实证分析,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8年所有A股上市实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以实体企业金融化为被解释变量,以地方官员变更为解释变量和以公司规模、净资产收益率及托宾Q等为主要控制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这些因素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随后划分两种类型金融资产,并从融资约束和创新投入两个角度分别验证了地方官员变更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投资性金融资产的作用机制。接下来分组研究不同规模企业、股权集中度以及高管是否持股对于地方官员变更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且对于上述样本和模型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经过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方官员变更会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2）地方官员变更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增加实体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创新投入在地方官员变更与投资性金融资产配置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3）地方官员变更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正向作用在大规模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和高管不持股企业更明显。最后针对以上的分析,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优惠政策,提升政策连续性,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体企业要从多方面拓宽融资渠道,合理配置金融资产服务主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