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转型期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为什么缺乏”这一核心主题,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最新研究框架和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数据,本文在一个双重任务的共同代理框架下研究了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并主要使用2001-2008年1027个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1章使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披露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提出了全文尝试回答的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在自主创新成为推动未来持续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背景下,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做得如何呢?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创新状况存在显著的差距吗?二是,倘若存在显著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否具有相关性或因果关系?三是,产权是造成国有企业创新缺乏的唯一重要性因素吗?经营者晋升和产品市场竞争会不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第3-5章依次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如下：第3章基于研究产权激励的经典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产权激励的双重任务共同代理模型,借此来研究产权结构、制度根源与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收集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该章首先比较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表现及其背后的激励结构差异,然后在一个双重任务的共同代理框架下,着重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创新行为的不确定性、国企经营者的任期与来自各级政府的共同代理问题等因素对国有企业创新激励的影响。第3章的理论模型首先表明,国有企业由于面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创新激励强度不如非国有企业,经营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对国有企业创新激励具有积极效应；随后使用2001-2008年2487个所有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经验证据证实了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不及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使用2001-2008年1027个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经验证据也证实了经营者持股也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存在积极影响。与此同时,第3章的理论模型还表明,国企经营者创新激励的弱化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偏好和来自各级政府的共同代理问题密不可分,也与国企经营者的任期过短和创新行为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相关。使用2001-2008年1027个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当地财政赤字水平或失业率越高,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越多,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就越大,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就越少；地方政府的规模越大,该辖区内地方国有上市公司需要面对的委托人就越多,来自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共同代理问题就越大,则这些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就越少；此外,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任期越短,创新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也越少,从而实证结果支持了本章的理论模型。在第3章考虑产权激励的基础上,第4章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产权激励和锦标赛激励因素的双重任务共同代理模型,借此来研究产权、经营者晋升与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之间的理论关系,并收集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该章理论模型表明,薪酬差距的增加和国企经营者赢得创新锦标赛激励的增强会提升国企经营者的创新努力水平,但国企经营者赢得创新锦标赛的激励也受到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偏好和地方政府官员共同代理问题的制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差距与该公司的研发投入呈现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而与当地财政赤字水平、失业率、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程度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共同代理问题呈现显著负相关的关系,从而实证结果支持了本章的理论模型。本章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同样意味着,由于制度环境上的缺陷,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锦标赛激励还存在不足之处,其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能量得不到有效发挥。第5章借助一个拓展的Hotelling选址模型和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创新激励产生的影响,并利用2001-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该章理论研究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创新激励具有积极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还是采用企业数目变量衡量市场竞争程度,2001-2008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均与市场竞争强度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从而实证结论与理论模型一致。政策含义上,既然产品市场竞争能够对国有企业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破除垄断、强化产品市场竞争就不能不成为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