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中的特殊群体,即竞选成功前从事娱乐或体育行业并因此积攒了大量名气的明星。与职业政客不同,明星议员在当选前往往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却能仅仅靠自己的名气参选并击败政治经验比其更为丰富的对手。二战以来,随着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蓬勃发展,并且美国国会选举由政党主导转向个人主导,明星在竞选中的优势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娱乐及体育明星依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出众外表说服选民为其投票。与此同时,明星从政现象引发社会一片热议。不少人认为明星仅仅凭借一张脸当选,他们无法胜任繁重而复杂的政府工作。然而,大多数学者将目光放在明星吸引选民的技巧和策略方面,关于明星从政后的政绩表现,学者们却鲜有研究。本文选出二战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12名明星议员作为案例,对其在职期间的立法表现进行了评估。通过借鉴国会研究中关于议员立法表现的常用研究方法,本文的评估建立在一系列客观的衡量指标上,从议员任期时长、立法积极程度、立法关注领域、意识形态、立法成效等方面展开。评估过程中,本文统计和分析了关于议员表现方面的大量数据。结果发现,无论从资历而言,还是从立法成效而言,明星议员在立法表现上都逊于职业政客。一方面,他们在国会的任期较短,这反映出他们资历较浅,难以在国会中担任重要的职位,难以获得重要委员会的席位,对立法程序及结果的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的立法效率及立法成就较低,顺利通过的重要议案较少,这体现出明星议员提出议案及推动国会审议通过议案的能力不足,即他们难以将自己的想法转化为切实的法律。以上两方面均表明,尽管明星在其他行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他们在立法机构却表现平平。此外,在立法积极程度方面,本文发现明星议员并非如预期的那般偏爱出风头的工作,而是积极参与到议案制定等较为辛苦的工作中。尽管在其首届任期内,明星议员提出的议案数量相比同届国会中其他议员较少,但随着经验的增加,明星议员提出的议案数量逐渐超过了同届国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明星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次数较少,保持了低调的作风。在立法关注领域方面,明星议员更加关注体育及娱乐行业的相关议题,并在这些议题上取得了突出的立法成就;在意识形态方面,明星议员并未像预期的那样,更容易有较为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相反,他们总体而言意识形态较为温和。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娱乐明星及体育明星或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对于了解明星从政现象尤其是明星当选后的政绩表现有着现实的意义启示。与以往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整理出了一张完整的二战后美国非职业明星众议员名单,并收集了大量量化数据,因而能够为评价明星议员的政绩及政治能力提供客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