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通四部的史学大师,钱穆治朱子学的成绩斐然；作为20世纪新儒家史学方面的代表,钱穆治朱子学的观点及方法都别具一格。钱穆认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只有朱子堪与孔子并提。他矗立中道,无论是尊朱还是攻朱,中国中古以后的学术思想都是围绕朱子学而展开。在钱穆看来,朱子对中国学术思想史主要有四大贡献,其最大贡献体现在对儒家新道统之组成上,第二大贡献是汇集并注释“四书”,第三大贡献是对经学地位之重新估定,第四大贡献是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钱穆不仅看重朱子的综合会通精神,而且赞赏朱子的别出创新精神,认为宋明理学诸儒均是“别出儒”,而朱子正是“欲以综汇之功而完成其别出之大业者”。对于朱子学,除了在学术地位的评判上与众不同外,在理气论、心性论、学术精神等方面钱穆也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钱穆认为,在理气论上,朱子学是“理气一体浑成”而非“两体对立”；在心性论上,钱穆反对学界的理学与心学门户之分,并极大地提高了“心”在朱子学体系中的地位,认为历来“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在学术精神上,钱穆赋予朱子学以“乾道”品格,并认为这种学术品格是远承《易》的传统而来。在方法论层面上,钱穆治朱子学主要有三大特色：于会通处观朱子,以“一体两分、两体合一”的思维疏解朱子学,以史学立场解“理”言“心”说“性”,而这些方法体现的都是一种“以中治中”的思维。整体而言,钱穆在朱子学的研究上成绩卓著,这些成绩无论是对于朱子学,还是对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当然,钱穆的以朱子学为代表的理学研究也存在着理论上的困境,主要体现视野上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冲突、范畴上会通性与差异性的矛盾等方面。钱穆的朱子学研究也彰显了钱穆本人的学术特质,这主要体现在：融会古今中西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沟通理智与情感的客观经验论,以史证心、以心显道——“唯道论”的学术本质,“一天人、合内外”的一体化思维和四部之学的融通——义理、考据、辞章相得益彰的学术样态等这五个方面。本文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从朱熹到钱穆——学脉的传承与范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