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或一种宗教在一个地方生根发芽、需要适应它的社会环境、即当地人们的需求和爱戴是分不开的。藏传佛教后宏期当时在安多地区能够复兴起来就具备这样的社会等个方面的条件。本文应用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有关藏汉英方面的文献资料,并采取一些现有的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新观点论述和阐明了藏传佛教后宏期有关的若干社会宗教问题,从而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篇论文由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阐述跟这个历史事件有紧密联系的四个历史名词；即藏传佛教前宏期,后宏期,朵麦,佛教出家人戒律。在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上,佛教发展经过前后两个发展时期,虽然有些学者也提到藏传佛教经过中弘期的观点,但大部分藏文文献不承认中弘期的说法,所以本文没有提及中弘期这样的一种说法。在本章主要根据苯教和佛教的文献材料只对公认的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事件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公元841年,藏王墀达玛发动遍及全藏的“灭佛”事件、这件事把藏传佛教分为前弘和后弘期,发生这件事也标志着前弘期的结束,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对前弘期何时始于吐蕃的问题上有很多不一致的说法,有人认为藏传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应该从第二十七代藏王拉脱脱日年赞(大约公元五百多年)时期发现的‘年保桑哇’开始算起、有的学者却认为松赞贡布时在期藏区建造的一百零八座佛教寺庙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吐蕃,又有的专家认为戒律是佛教的主要内容,所以藏王墀松德赞时期出现的‘七试人’才是佛教才开始传入吐蕃的重要依据,根据这些不一致说法,在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上形成一个藏传佛教‘萌芽于第二十七位藏王拉脱脱日年赞,开始于松赞贡布时期,盛行于墀松德赞时期‘的一个传统的,又比较公认的说法,并至今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说法的可行度,但在2007年才让太老师应用苯教历史文献,第一次质疑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他提出佛教传入吐蕃的时间可以推前的观点,本文根据他的说法,分析吐蕃宗教历史文献,结合尼泊尔、中国等当时邻国的佛教传入史,进一步论证和巩固了他的观点。这一章还研究和分析了‘戒律是佛教生存的根本原因’的哲学含义,根据佛教理论,对佛教与戒律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表述和分析,并概括它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提出将来藏区的佛教传承我们应该提倡那些佛教戒律的问题自己的观点。第二章介绍了佛教后宏时期的主要寺院,按照历史资料所提出的顺序、主要对青海省尖扎县境内的阿琼南宗寺和洛多杰扎寺,华隆回族自治县境内的丹斗寺,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的白马寺以及西宁市区的大佛寺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本章依据藏文文献资料,主要通过田野调查与走访的形式,对这些寺院的过去和现状作了阐述,包括该寺院的建造年代、寺庙和社会结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历史上到过该寺院的重要人士或该寺院有密切关系的喇嘛的历史和他们的事迹作了概述、并介绍了该寺院的主要佛事活动和宗教节日。记载其内容的大部分历史书来说,几乎这些寺院都是修建于藏传佛教后弘期,或者说“三智士“带头建造的,而通过调查和研究发现大部分寺院大部分早于藏传佛教后弘期,比如说,位于尖扎县境内的阿琼南宗寺敦煌藏文文献明确记载,公元838年前出现,也就是说墀达玛’灭佛’之前已经存在,所以本章对这些寺院的建造时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介绍。本文的第三章当中主要对藏传佛教后宏之下路弘法的主要人物‘三智士’、喇勤贡巴饶赛、拉龙贝吉多杰等六位宗教人士的身世,以及他们主要社会贡献作了概述。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藏族历史文献当中,我们只能了解到‘三智士‘的姓名以及他们逃到安多地区的大概路线的叙述。本章首先根据这些零碎的记载和相关的历史资料,首次对’三智士‘的出身地和出身年代等最重要的历史问题作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次对佛苯宗教历史上享有威望的喇勤贡巴饶赛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在藏族历史上喇勤贡巴饶赛是一个有争议性的宗教人士,一些信仰佛教的人认为他是藏传佛教戒律的主要传承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承认他是一个苯教徒,而信仰苯教的人则认为他是一个地道的苯教徒,是苯教历史上著名的‘五个多美苯教大师’之一、对他的出生地、出生时间、圆寂的时间和他的历史贡献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一般来说,佛苯的大部分都承认他是一个苯教徒,他还按鲁梅等从西藏到安多受戒的十个人(或十二人)的请求,送给他们一顶切记恩师的礼帽,对佛苯的结合或无宗派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文章应用大量的佛苯历史文献,帮助读者走出一些历史上遗留下的误区,对喇勤贡巴饶赛的身世、出身年代、家庭背景和他的主要社会贡献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本章最后还对藏区家喻户晓的宗教伟人拉隆贝吉多杰的家庭背景、个人历史、以及他的宗教贡献作了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大部分藏族人的眼里,拉隆贝吉多杰是藏族人民的英雄,因他的英勇壮举,藏传佛教藏才能够得以生存、传承、发展。在藏传佛教后弘时期,他又为了喇勤贡巴饶赛能够从‘三智士’那里传授正规的藏传佛教戒律,帮他们寻找了两位从内地来的和尚,在这个角度讲,他的确对藏传佛教戒律的传承颇有贡献,在藏区他留下了很深刻的的影响；平时我们不但不难发现现在的藏族人当中有许多人以他的名字或借用他的名字的一部分命名,而且在卫藏、康区、安多等整个藏区有很多地方以他的某个行为或动作,也有很多地方能找到声称他修行过的山洞。因为他的影响很大,再加之藏族人的姓名当中有很多一样的名字,很多历史书中把几个不同年代的拉隆贝吉多杰都视为刺杀墀达玛的拉隆贝吉多杰来谈论,相互混淆,为了弄清这个历史问题,本章引用各个历史期拉隆贝吉多杰的记载,经过比较、分析并区别这些同一名字而不同时代的这些历史人物,对他进之间画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界限,对喇隆贝吉多吉本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本文第四章‘三智士’即藏绕赛、约格迥、玛西嘉穆尼从西藏逃亡安多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论述,由三个内容构成；逃亡的时间、逃亡的路线以及经过那样一个路线原因。对于他们逃亡的时间藏学界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墀达玛‘灭佛’时候,通过打猎的僧人他们了解到墀达玛开始‘灭佛’,所以他们先逃到以前盛行藏传佛教的阿里地区,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传承戒律的任何机会,他们又辗转逃到以前跟吐蕃王朝有密切联系的噶尔逻地区,因他们到达此地是又碰到伊斯兰教在噶尔逻地区正大力传播的时候,他们再次面临继续前进,后来他们又南下到当时的回纥境内,相对来说,那里的社会比较安宁,他们有机会传授藏传佛教戒律,但还是语言等问题,他们的传教愿望又一次被破灭,最后他们了解到安多地方的宗教等文化的优越性,就直接逃到宗喀地方为中心的安多地区。第二种说法是869年左右发生的农民起义期间他们逃到安多。9世纪四十年代,吐蕃解体后,吐蕃军队之问也发生了一系列战争,紧随着又发生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农民起义,批斗僧人和捣毁寺院的确是那次起义目的之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根据后来在安多地区‘三智士’又给从卫藏来的十或十二传授戒律的历史和碑文,这种说法很难成立。目前能找到的历史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三智士‘在’灭佛‘时期从拉萨的曲卧山逃到阿里,后又经过噶尔逻、回纥、再到安多的简略说法,在这样的历史记载当中,人们无法知道他们为什么经过那样的曲折路线,为什么不直接到安多等相关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先把’三智士‘逃亡安多的路线分成上下两个路线,再从他们经过的这些地方时候的社会和宗教信仰状况入手,分析、比较、最后就阐释当时‘三智士’为什么绕道途径这样一个路线的原因,绘制他们逃亡安多的整个路线,研究并阐释经过此路线时提到的一些地名的由来和现在的地理位置,最后根据这些内容制定墀达玛‘灭佛’时期‘三智士’从拉萨逃亡安多的整个大概的路线。第五章、本章主要论述了十或十二位卫藏佛教人士怎样把后弘时期在安多地区生根发芽的藏传佛教从安多传入卫藏的历史过程,其内容包括藏传佛教传入卫藏的时间,有多少人或谁把藏传佛教传入卫藏的,最后讲了他们回到卫藏又怎样把佛教传遍整个西藏。在藏族历史上,藏传佛教后弘时期佛教从安多传入西藏的时间有很多说法,概括起来大概有六种说法；即公元893年,公元813年,公元910年,公元978年,公元938年,公元949等,有这么多不同说法,每个历史写作者的观点不同；有些人认为下路弘法的时间应该从喇勤贡巴绕赛受戒开始算起,而有些人又认为藏传佛教是否存在于吐蕃主要取决于是否佛教盛行于吐蕃的中心地带拉萨,所以藏传佛教后宏期应从鲁梅等卫藏十或十二人回到卫藏的时间为标准。本文先从这六种说法和该历史阶段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应用比较有说服力的历史材料,确定或提出了自己对下路弘法的时间的观点。对于谁或多少人把佛教传入卫藏有很多说法,有些人说有六个人,有些人觉得有七个人,有的人又觉得有十个人,却有些人觉得有十二个人,本文引用各种记载,主要依据《巴协》等公认的藏文历史文献,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本章的最后还用叙述和图表的两种形式卫藏十或十二人的基本历史和他们的戒律传承情况作了概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主要部分,在这一章里比较全面地、概括性地论述了藏传佛教后宏之时期安多地区的社会状况,包括当时安多地区的政治状况、文化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当时人们对佛教的渴望等藏传佛教后宏期始于安多的各种原因。在人们的传统的观念里,藏传佛教后宏之星火能够在安多点燃,主要的原因是安多地区离吐蕃行政中心拉萨相距遥远,墀达玛的‘灭佛‘之影响未达到这里。距离的确是藏传佛教始于安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其他的原因;第一、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安多地区相邻内地,是汉藏交界处,有吐蕃王朝的边防军队和随军的家人、当地的老百姓等构成的庞大的军民统一的藏族社会。公元841年,统一的吐蕃王朝解体之后,云丹和奥松为首的两种势力为了夺取吐蕃的统一政权和相互残杀,在安多边疆,由瓦(dba)和卓(’bro)为首的军队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战斗,极大地消弱了吐蕃军队的势力战斗信念,那些首领只顾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没有管理边疆的军事要务等外部的大事,他们无止境的内部斗争最后动摇了军民的团结之心,在朵卫康等很多地方掀起了反抗吐蕃领导阶层的农民起义,因各种派别的不同,在安多各方军队之间也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战争,结果导致两败俱伤,人财两空,形成了一个比较宁静而没有地方势力管辖的边缘地域,而恰恰这种地理环境给藏传佛教在安多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地理环境。第二、藏汉两地的僧人或宗教人士逃亡到安多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庞大佛教队伍。在公元841年,墀达玛为了吐蕃的统一政权,在卫藏地方开始推行‘灭佛’活动,逼迫或强制性地当时的所有僧人还俗,很多僧人逃亡到现在的阿里、云南、青海等吐蕃的边缘地区,‘三智士’也是这个时期逃到安多地区的。巧合的是在此期间,中原唐朝也发生了‘会昌佛难’事件,此时内地的很多和尚和从事佛教者也逃亡到汉藏地域交界处安多地区,他们都作为宗教热爱者和宗教避难者,在那里自然形成了一个敦煌等为中心的佛教团体,他们学习佛经,传授佛教戒律,讲经说法、为藏传佛教后弘事业奠定的宗教的基础。第三、角厮罗政权的成立对藏传佛教在安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角厮罗政权建立时间晚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时间三十多年,但这时候藏传佛教后弘时期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角厮罗((?))是吐蕃王室的后裔,为了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和安定的社会,他建立政权后大力提倡佛教、推动佛教的发展；在青唐城建造大量的佛堂和佛塔,李远在《青唐录》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景；“城之西,有青唐水,注宗河,水西平原,建佛祠,广五六里。绕以周垣,屋至千余楹。为大象,以黄金涂其身,又为佛屠三十级护之“藏传佛教后弘和角厮罗政权成立之间也许没有因果关系,但从以上的这段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角厮罗扶持佛教,给人们的安定生活制造了良好的环境。第四、安多地区具有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当时的安多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其实我们可以从喇勤贡巴绕赛出家时的情景中可以看到,首先是从拉萨逃亡到安多的‘三智士‘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追随者,这说明当时在安多地区有宁玛派的发展空间,这应该是‘三智士’逃亡到安多的主要原因,其次当时安多的苯教很发达,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只有苯教徒喇勤贡巴绕赛前来受戒的事实和为了喇勤贡巴绕赛受戒他们没能找到一个藏传佛教僧人的历史中看到,其实如果他们没有遇见喇勤贡巴绕赛的话,藏传佛教能否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很难说了,还有从中原来的两位和尚,他们是汉传佛教的代表者,这些汉传佛教的追随者的由来有两个原因；第一、上面已提到的‘会昌佛难’的结果。第二、墀松德赞时期进行的‘顿渐之争’之后当时已在西藏的很多和尚都来到安多,在安多包括军队首领在内的很多高官和平民信仰汉传佛教。概括起来,我们从这段历史记载中可以了解到虽然在藏传佛教前弘时期安多地区也盛行过佛教,但是墀达玛‘灭佛’政策也威慑到了安多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当时佛教只能依靠苯教和汉传佛教等其他宗教发展下来。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苯教当时在安多地区能够和睦相处这说明它们在教义、教规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而这种和睦的宗教气氛成了藏传佛教后宏之种子能够在安多地区赖以生存、生根、发芽的最佳社会土壤。第五、人们有很高的佛教需求。战争是兵家常事,而对老百姓来说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灾难。统一的吐蕃王朝解体之后,群龙无首,在藏区,特别是在安多地区因它的特殊地理环境,不但权力争夺原因各方藏军之间发生了很多场战争,而且为了领土跟汉人等其他民族之间也展开了不计其数的规模不等的战争。亲人、朋友死在战场,无情的战争给战士们带来了躯体上的无比疼痛、无止境的战争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人们期盼宁静的生活,祈求某种超级的力量赐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柱,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绝好精神寄托之物,恰好在这时候安多地区开始生根,这与老百姓梦寐以求的期望不约而合,人们奉行藏传佛教、大力传播藏传佛教,进行各种各样的佛事活动,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佛教追随者,很快安多成了一个佛教盛行中心地带,把藏传佛教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第六、经济基础成为藏传佛教盛行的另一个原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安多地区相邻很多其他民族的地域,物质交换等商贸方面经常跟外界有接触,来来去去。再加上安多地处著名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河西走廊’等主要的贸易、文化通道,人们的经济收入比卫藏地方好的多,当时现在的四川康定和青海华隆等安多地方也形成了很多集市,安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行物质交易,提高收入的空间,这一点我们从当时的丹斗寺等后弘时期寺院的建造规模也能清楚地看得出来,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人们无法修建寺院、佛塔、佛像等举办佛事活动场所和进行佛事活动的物质,同样也无法购买宗教活动所需要的物品。在藏传佛教后弘时期卫藏地区发生荒灾、瘟疫、许多卫藏人逃亡安多谋生,这一点大部分的藏族历史书中都有记载,这说面当时安多的经济状况比卫藏好很多,而这种比较好的经济条件也就成了藏传佛教始于安多的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总之、藏传佛教后弘之下路弘法能够在安多地区复兴不仅具备地理方面的优势,而且还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更深层、更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