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与此同时,与互联网平台相关联的各类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平台为争夺消费者和抢占市场份额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日益增多,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二选一”行为近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最早有关平台企业要求商家“二选一”问题可追溯到2010年的“3Q大战”。此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比如,京东、拼多多、唯品会诉天猫“二选一”、饿了么诉美团“二选一”等。互联网平台成为反垄断的焦点,“二选一”行为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针对此类事件,国家高度重视并密集出台相关政策。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发布《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保障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2021年4月10日,阿里由于实施“二选一”行为被处以182.28亿元罚款,这表明了国家加强平台反垄断监管的态度和决心。我国的产业特征和市场结构不断发展变化,使得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不适用于互联网平台市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平台企业排他性交易行为对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需要结合平台经济的特点,明确平台企业排他性交易的经济效应。故本文结合我国互联网平台的现实情况,通过分析不同种收费模式下平台企业实施排他性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为反垄断执法部门规制与规范该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性建议。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排他性交易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否是反竞争的以及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规制入手,梳理了学者们关于排他性交易对福利和竞争的不同态度。之后对网络外部性、价格结构非中性与平台定价模式、用户规模与用户归属、差异化竞争等因素进行研究。上述因素不仅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特征,也是平台企业经济行为中影响经济效应的重要因素。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文章结合我国互联网购物平台的实际情况,构建Hotelling线性模型,建立了平台在向商家收取固定费用和比例费用两种收费模式下双边用户的寡头决策模型,探讨了平台在收取固定费用和比例费用两种不同收费模式下实行排他性交易前后平台定价、消费者规模、参与者的福利、社会总福利、平台利润的变化,并利用matlab对排他性交易前后平台企业的均衡结果进行模拟。为了理论结果具像化并验证理论模型的结果,本文以阿里巴巴“二选一”为例进行案例研究,分析了在京东指控阿里实行“二选一”行为期间,该行为对阿里平台自身的收益和市场份额、对商家和消费者的效用以及对竞争性平台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种收费模式下,平台企业均有激励实行排他性交易行为,该行为扩大了平台在消费者侧的市场份额,增加了平台的收益,提高了对消费者的定价,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总福利。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定程度上对平台排他性交易的研究进行了扩展。现有关于排他性交易的文献中,大多只研究平台仅收取注册费或交易费其中的一种情况,鲜有文献考虑平台收取固定费用和比例费用两种不同收费模式下,平台与商家签订排他性交易条款产生的影响。同时,将直接网络外部性纳入分析模型,弥补了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分析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影响,而忽略了直接网络外部性作用的缺陷。最后以阿里巴巴“二选一”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验证了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在实践中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对已有研究是有益补充。不足之处在于针对平台企业竞争的研究仍处于模型建构或定性分析阶段,做实证研究在数据获取和技术上存在困难。一方面像网络外部性系数、用户的交通成本、平台边际服务成本等许多指标获取和处理难度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情绪状态、个体感知等因素的影响,用户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难以用计量统计等常规经济方法进行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