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他会通中西,圆融古今,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完成了对中国儒学的创造性重构,建立了庞大、缜密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牟宗三晚年翻译、梳理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并依中国传统智慧对真善美关系进行了新思考,在真善美的分别说和合一说中,“无相”思想贯穿始终。本文对“无相”思想的分析从五个方面展开:提出背景、理论来源、理论内涵、可能性分析及伦理价值。第二章首先分析了“无相”思想提出的背景。“无相”思想提出的背景有两方面:其一、牟宗三对审美判断的超越原则和特性的重述,在此重述中,牟宗三提出审美判断的超越原则应是无相原则;其二、牟宗三从中国哲学传统出发提出真善美分别说和合一说。在真善美合一说层面,生命到达一即真即善即美的合一境界,真无真相、善无善相、美无美相,无相境界更为完整通透的体现在生命中。第二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无相”思想的理论来源。佛教思想对“无相”思想的影响体现在“相”的含义和说理方式两个方面。“相”本就是佛教名词,与“执”相对。牟宗三以康德哲学思想丰富了“相”和“执”的含义。真相、善相、美相即是由主体的认识能力、自由意志、审美鉴赏能力而执成,“执”并非是日常意义所讲的情绪黏着,在牟宗三看来,主体有所“决定”即是有所“执”,没有“执”则表象无法形成、知识也无从谈起。但“相”既然是由“执”而起,就有界限、冲突,“执”只“成相”却不能“无相”。除此之外,佛教对“无相”思想还有说理方式的影响。即真即善即美的合一境界是本体境界,人虽然可以通过实践工夫到达这一本体境界,却不能对此有任何知识。因此,不能以理论分析说明无相境界,而只能以佛教“非分别说”的方式表述这一本体境界。换言之,“非分别说”是对不可言说之物的言说。道家思想对“无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无”的境界。儒、释、道三家虽然都有“无”的境界,但道家对于“有”“无”的发挥更有光彩。儒家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佛教则持“空”,比“无”更为透彻,道家则由无为、无待的思想发展出以无为体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对“无相”思想的理论内涵的阐释——“以有为体,以无为用”。一方面,“以有为体”仍是以儒家道德实践为体,虽然受到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无相”思想的内核仍然是儒家的道德实践进路。另一方面,“以无为用”则是指借助审美的超越性实现对单一道德视角和主客之间认识关系的超越。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牟宗三看来独立的“美”并不具备支撑生命的力量,因此,美的超越性只能以道德实践为基础,成为体之用。本文第三章分析了“无相”思想的理论可能性和实践可能性。“无而能有,有而能无”完美的概括了“无相”的动态特征。因此,可以把“无相”如何可能的问题理解为“无而能有,有而能无”如何可能。在理论层面,“有而能无,无而能有”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哲学特有的实践形态的形而上学中,另一方面体现在主体“虽有限而可无限”中,这两个方面的超越根据都在天道之创生性。牟宗三认为天道的本质是生生不息的创造,而儒家优于佛、道两家之处就在于其道德的进路,通过“敬德”“明德”“天道之谓性”等观念,将超越意义的天道收入主体之中为人之本性。由此确立了主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根据。在实践层面,牟宗三以“提得起放得下”说明“无相”的实践过程。本文认为,“提得起”的道德实践进路说明了“无而能有”,而“放得下”的审美进路则恰好说明了“有而能无”。“提得起”是道德实践提升生命的过程,但只有“提得起”就使生命显出“道德相”,需借助审美的无相原则化去“相”,即“放得下”。可见“提得起放得下”表明了人通过实践到达本真的生命境界的两个进路:道德的提升进路和审美的超越进路,两者在“无相”的过程中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具体而言,“提得起”的道德实践即是孔子所说“践仁知天”以及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放得下”的审美进路则体现在转识成智的智慧中,如前所言,“相”由“执”成,转识成智的重点因此在于化去“执”。化“执”并不是要消除“识”,“识”与“智”本是同一事,区别只在于“执”。化“执”需要主体内在的自我转化。本文第四章对“无相”思想伦理价值的阐释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知识与生命角度,“无相”思想在确立了道德实践作为生命的根基同时,又告诫人们不能局限于外在的、知识层面的道德;其二,从教育角度说明审美自由对于启蒙人性、发展德性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