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性立法是我国长期以来改革与立法实践的产物,在推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与立法之间的内在张力增加,亟需试验性立法来弥合,因此,法学界对它在理论层面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在此背景之下,探求试验性立法的内涵、价值、经验与不足,对推动改革和维护法治的协同发展,具有特殊意义。试验性立法本质是一种暂时性立法,它具有试验性、突破性、灵活性和时空上的限定性等特点。试验性立法类型划分种类繁多:从实践层面看,最为典型的就是分为暂行和试行立法、试点改革、先行先试等。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生产力和物质水平得到提高,法治观念认识不断深化,多种模式的探索也积攒了相当的经验。这些现实条件的成就为试验性立法规范化、法治化并进一步发挥其社会价值奠定了基础。而试验性立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平衡改革与发展二者的关键,是因为试验性立法不但具有相对稳定性,还包含了诸多核心价值,例如合法性、规范性、试错性和经济性等,从而使得试验性立法既能灵活应对改革变动,又能实现立法的稳定功能。根据《立法法》的变动情况,试验性立法的发展也先后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2000年《立法法》制定之前,试验性立法处于法律缺位阶段;随着2000年《立法法》的出台,其进入到法律规定模糊阶段;到2015年修订之后,试验性立法正式进入于法有据的阶段。而站在改革与立法新的节点之上,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因此,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试验性立法的推进,必须要坚持国家主导,由中央统筹全局,有序推进;也要坚持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在试验性立法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改变行政权主导的局面,从而理顺权力关系,实现依法改革。面对改革与立法的内在冲突,当前试验性立法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提出应对措施,以期进一步完善。首先是试验性立法稳定性的缺失,主要表现为试验期限方面不够明确。许多试行法、暂行法实施已有几十年,却始终未终止试验,让人在适用时无所适从。其次,程序科学性的缺失,缺乏一个清晰的评估标准。无论是试行法或暂行法,还是试点改革,从试验开展转为正式立法,其标准仅仅是“时机或条件成就”,并无具体的量化指标。最后就是立法谦抑性的缺失,表现为试验性立法这一模式的滥用倾向。无论是从使用的总体数量还是涉及的领域和地域,或是应用的频率等角度,试验性立法已然成为改革者“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这种应用的倾向显然已经超出了必要与合理的限度,对正式立法、法治秩序也构成了相当冲击。所以,以上这些不足都是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必须正视和妥善应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