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体育是古希腊文明奉献给世界的一朵奇葩,而武术则是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之一,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也有着不同的历史意义。尝试对彼此的差异进行研究是体育理论进步的要求,而且也是使武术更好适应时代走向的任务,本论文正着力于此。任何一项文化的历史都会与其诞生时候的社会背景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对西方体育孕育于古希腊城邦制度下以及中国武术成形于古典史官文化中的特殊史实的认识促使我们去从中探寻两者不同的社会文化渊源并找出真正的差异所在。首先古希腊灿烂的文明缔造了一个影响久远的国家形态——城邦,而城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其政治文化的滋养,这种政治文化就是古史所载的古希腊城邦制度。城邦制度所依傍的城邦有着诸多鲜明的特点,如自治自给、直接民主、法治第一等,这些都为城邦发展成为独特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造就了希腊人崇尚理性、热爱竞争、长于思辨与求真、兼顾身体与精神发展的生活特性,而这些即是西方体育发生之渊源。反观中国文化形态可以发现,其根本的灵魂就附着在绵延了几千年的史官文化上。探究史官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古时巫史交替的现象正是其成形的社会基础,而当时思想精英们对其极度推崇的特殊史实也大大促成了史官文化对古中华文明长达几千年的统治地位。结合史料可以发现史官文化的本质在于对政治权威的无限颂扬上,此即礼教人伦的根本所在,而礼教人伦恰好催生了德之概念的产生。德的产生对于中国武术的实用指向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武德加上技击才构成了武术的整体。明确了体育与武术之源,对于两者的本质表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明辨已有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体育是旨在永无止境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的肢体活动,而武术则是意在技击实用的非生产性身体活动。发现体育与武术之间在外在形态、比赛制约、信念依托、精神表达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体育的自在精神表达性与武术的技击实用性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依据两者差异内涵文章导出了对西方体育在中国、土洋体育之争、武术申奥的一些思考,指出中国对西方体育之误解是存在的,而所谓的土体育本就应该让位于西方体育,至于武术申奥更是无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