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财富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及其相关的经济不平等已不仅仅表现为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指标的恶化加剧,而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危害社会安定的社会问题,它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国际社会的共识是,不平等本身就是社会福利的敌人,不平等会通过导致一国的供求失衡影响潜在产出,不平等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影响一国的科技研发水平和经济增长潜力,如果一国的政治环境存在缺陷,贫富分化会引起群体间的争斗和掠夺,哗变和革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浪费……有关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不平等与社会福利的研究已经太多。如Kakwani(1994)一般,很多作者都从研究收入分配入手、将收入分配的经济效应分解成不平等和增长两部分,但是如果把分配中性的增长作为判断收入分配的最优标准、并进行机械的扩展,似乎并不合理。首先,不平等不是单纯的附属物,同样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时期可能会从不同方向影响增长;增长本身也经常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刘易斯,1954)。第二,在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宏观层面的简化关系,遗漏了现有的外生国家制度因素和政策因素。第三,在现有的福利经济学框架下,同时评价收入与不平等的指标很多,但是几乎都没有逃脱帕累托效率的框架,没有能够在动态跨期中兼顾增长(而非平均收入)和不平等的替代关系。第四,除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外,大多研究都省略了微观到宏观的跨越,同时囿于阿罗不可能定理的限制,没有太多的研究就政策的形成给予太多评价。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时候的经济个体总是趋向于选择更高的收入、趋向于选择更平滑的收入;如果不平等影响了总体收入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平滑地持续增长,再分配政策就不能聊以塞责;同时,理性经济个体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可能并不会达到社会合意水平。这个判断是个体效用函数的基础、是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对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评价的起点。本文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从代表性个体到多主体、从比较静态到动态的逻辑,在统一的微观模型下定性推演了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在宏观上的收入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并为再分配的财税政策选择提供了数值模拟式的理论参考。第三章首先对比了非阶层社会里资源配置的纳什均衡水平和不平等导致阶层化的经济中斯塔克尔伯格式均衡水平的各种不同,讨论了不平等的初始禀赋对总体效率和收入差距的负向影响,带有某种政治经济学的色彩。第四章从冲突经济学理论出发,探讨了不平等引致的非生产性冲突将如何导致生产性资源的机会损失、并如何改变双方的收入对比。第五章回归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了在存在研发(R&D)外部性的生产博弈中,企业规模的不平等如何影响代表性主体的囚徒困境纳什均衡,注意到在企业的非理性前提下,不平等甚至导致纳什均衡都难以达成。第六章分别在前面三章框架下分析了何种结构和形式的财税政策具有何种效率收益和平等收益,考察其能否规制个体的微观行为进而使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改进,为第七章的多主体动态模拟提供基础。第七章依据比较静态模型的结论对多主体动态模拟模型进行了设计,并试图发现在此种微观假设下,何种再分配政策才能使个体的福利演进和集体的福利演进都呈现随机占优的趋势,此随机占优标准部分区别于金融学领域的定义、区别于福利学领域的定义,更加具有动态性。本文认为,不平等有条件地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部分情况下,个体理性下的效率并不能加总为总体效率,且“失灵”具有“非中性”;在一般假设下,公平和效率在短期中以替代关系为主,在长期中呈现正相关性;通过税收比例和累进程度的调整配合产业政策,可能存在将一国拖出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的可能;公共资本、公共物品、公共研发等转移支付政策组合可以一定程度上规避替代关系;关注持续稳定的个体收入增长和集体产出增加并不矛盾,再分配政策存在通过社会选择达成一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