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关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发展,危险性要素不断增多——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病原体、高空抛物、妨害安全驾驶等——诸多危险行为日益成为公众的重大隐患,也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正确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下文简称“本罪”）显得十分重要,既需要充分发挥本罪的法益保障机能,又不能无限扩张本罪的处罚范围。由此,本文选取本罪适用中存在较大争议的疑难问题展开论证,期望能够为我国的审判实践贡献一得之见。本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按照总——分的逻辑方式展开,第一部分为总括性提出问题部分,第二、三、四部分别是针对具体疑难问题进行分析并提供了相应解决路径,总体上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部分,对本罪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在立法上,考察本罪的条文表述方式,本罪存在条文表述模糊、行为类型抽象、构成要件开放等弊端。在司法中,分析了近5年本罪的适用趋势,并以基层法院364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发现存在以下疑难问题:本罪的法益界定标准理解分歧;客观构成要件类型性缺失;犯罪停止形态认定标准不统一。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公共安全”法益展开论述。首先,对相关研究中的不同学术主张进行述评,可以发现在“不特定”和“多数人”之间寻找“妥当的点”对认定本罪法益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对本罪的法益范围进行论证,尤其是在认定“公私财产”是否构成本罪法益时,应当坚持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安全为前提。基于以上两点,提出“公共安全”法益认定的两条路径:一是参考借鉴场景理论,区分选择评价立场,即采取“不特定多数人说”和“不特定或多数人说”区分制判断形式;二是坚持体系性解读本罪法益,围绕本罪与其上下文和相关刑法法条展开,审慎思考本罪的法益内核。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其他危险方法”进行阐释,旨在为本罪的行为类型化分析提供依据。首先,阐明认定“其他危险方法”的不同学理主张,在此基础上提倡以“关系+特征”模式认定本罪客观行为;其次,对现行颁布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以及部门规范进行梳理,大致将其划分为需要借助工具等外物实施的危险行为和无需借助其他工具,单纯依靠行为本身从而侵害法益的行为两种类型。在此两点基础上,提出以下三条认定“其他危险方法”路径:一是以危险相当性为核心,强调精确化判断危险方法;二是运用同类解释规则,注重行为的等值评价;三是坚持客观解释立场,解析行为时代特征。第四部分针对本罪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之三——本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展开论述。刑法第114条与115条第一款关系的解读是关键。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刑法第114条是为了实现刑罚处罚的提前介入,从而实现更为周延的法益保护方略。单独设立刑法第114条之规定,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刑法介入的前置化,同时也可以起到降低第115条刑事证明标准的作用。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角度分析,第114条是具体危险犯,当行为尚未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时,可以成立未遂或者中止。其次,第114条与第115条第一款之间属于基本犯和结果加重犯的关系,第115条第一款仍存在犯罪中止的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