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趋向,使得后现代语境下伦理与审美的关系呈现出新的样态与格局,然而,仔细审视便不难发现,这一后现代趋向并非对美善相兼的古典伦理审美关系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作为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必然产物,与伦理审美的现代关系形态保持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后现代语境中伦理与审美的关系本质可以理解为:以伦理的审美化为策略,取消现代理性伦理的规范与宰制,最终达致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审美观念对个体自由的终极诉求。由此,要厘清西方后现代语境下伦理与审美的关系,核心就是要在西方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抓住后现代语境下伦理的审美化这一显著的理论与实践趋势,并在对这一趋势的深入剖析中,逐步使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审美关系样态趋于澄明。　　 众所周知,在现代伦理学中,自由是其自身的核心理念与主导价值,然而当现代伦理学逐渐异变为一系列压抑性教条并逃离了其核心理念与主导价值之时,后现代伦理观的出现便势在必然。与现代伦理学相比,后现代伦理观充分注意到了个体自由与个体责任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同一性,因此,它要求个体从人为创设的道德规范的僵死躯壳中释放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的境遇自我,强调在现实境遇中道德自我的觉醒与责任担负,并力图使一种“自治”的、无规范的道德实践成为通达个体自由的新希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后现代伦理观存在着多元言说的差异性,但是包括尼采、福柯、利奥塔、鲍曼、韦尔施、罗蒂、舒斯特曼、费瑟斯通等在内的众多后现代学者,大都将自己的理论视野转向审美领域,他们分别依循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与文化研究等路径,强烈批判现代伦理学的普遍理性主义规制与束缚,强烈诉求一种蕴藉创生性、多面性、体验性等内涵的艺术性人格。可以说,上述后现代学者的伦理观从一开始便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审美化倾向,他们的伦理观在从“理性他治”走向“道德自治”的同时,也从理性主义走向了审美主义,这一走向力图表明:在人们思考诸如怎样引导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及怎样评估什么是善的生活等问题上,审美的考虑应该是至关重要的。也正是以此为依据,上述后现代学者纷纷主张审美生活作为伦理生活的最高范式,并力图将更为强制的道德义务,降低为只不过是怎样过善的生活的伦理考量中一个有意义的要素,使得这种考量更像是审美判断和艺术塑造,而不是知识形态的理论探索与陈述。　　 从审美现代性的整体视野审读,西方后现代伦理的审美化倾向与西方审美主义思潮具有必然的亲缘性关系,二者不同之处仅在于,在后现代语境下,审美现代性的批判与拯救已不局限于文化反思与精英艺术层面,而是直接成为现实伦理生活的内在尺度与价值追求。事实上,一旦审美主义企图落实为日常生活之现实,审美与道德的同一化实践便自然需要一种伦理合理性依据,以期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审美化生活立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伦理的审美化思潮,其实质乃是现代审美主义介入现实的伦理合理性言说。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这种强烈要求审美介入现实生活实践的诉求并非空穴来风,也并非是诸多后现代理论家一厢情愿的构想,从后现代社会发展态势来看,后现代伦理观念的审美化趋向从一开始便与后现代社会的审美实践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伦理审美化的理论取向既依赖后现代社会的审美实践得以现实化,同时又是后者的一种理论回应。事实上,后现代文化“去分化”语境下艺术与审美实践的发展潮流,正是作为后现代伦理观念审美化的实践形态——伦理生活的审美化——而彰显出鲜明的后现代伦理意涵。　　 具体来看,后现代伦理生活的审美化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从艺术层面看,后现代艺术运动以“不确定化”为特征的审美实践,使得艺术变成了现实空间,艺术与审美对象消失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了,从伦理学角度审视,这意味着,主导日常生活中个体道德实践的伦理考量让位于自主性的审美考量,个体审美实践在介入日常生活时,与个体道德实践同一化了。由此可以认定,尽管从表面上看,“后现代艺术”之概念因其审美实践的不确定化趋向而显得混杂莫辨,然而从实质上看,也恰恰是这种不确定化方式及其伦理生活的审美化诉求,构成了后现代艺术的基本精神内涵。其二、从消费文化层面来看,一方面,消费文化审美实践对于后现代伦理审美化具有知识社会学上的源出意义,六十年代以来西方消费社会转型,不但使得大众消费生活演变为一种审美化生活,更使得大众消费活动成为一种具有伦理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活动,而当大众消费活动以审美与伦理的双重意义获得自我价值确证时,“浪漫伦理”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消费文化审美实践更是后现代伦理审美化理想得以日常现实化的规导性生活方式与现实载体,这是原因,后现代思潮将“美学人”的新希望交给了每个自主个体,交给了一种精英化的主体审美创生历程,然而事实是,伴随着现代规范伦理主体的瓦解,消费时代中的现实个体恰恰陷入无所依傍,更又无能自主建构与实现自我的困苦境地,现实之个体既已无能艺术化塑造一个丰富的自我,充满审美诱惑的消费文化及其体制化审美供给,必然成为一个难以逃避的选择。　　 后现代语境下伦理审美化倾向导致了后现代语境下伦理与审美的双重嬗变,就审美而言,伦理审美化的直接后果便是审美内涵的不断泛化,审美不断侵占并蚕食伦理实践的领地,最终使得后现代语境下美学从原先的哲学学科扩张为社会行为学；就伦理而言,现代伦理的消解导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身份认同发生重要变化,如果说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以规范伦理为基准,依附于道德规范并由此获得一种“道德共契”式的身份认同感,那么,在鼓吹伦理审美化的后现代社会,现代性伦理的规则体系以及现代人的“道德共契”已遭否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感性审美体验为纽带的松散的“美学共同体”。　　 西方社会伦理审美化言说的现实化过程,也是现实中伦理审美化的变异化过程。从后现代艺术角度看,西方后现代艺术不畏权威、挑战保守的审美实践活动,虽有破除规范的后现代伦理意涵,却因其审美实践中责任自我担负的缺位而沦为“自由的无责任”,并最终沦落为“极端利己主义”或“本能主义”。而对于消费文化审美实践来说,消费文化审美实践虽然提供了后现代伦理审美化落实为大众日常现实的可能性,但其从根本上也是与后现代伦理观的价值指向相矛盾的,因为在消费时代,审美化消费生活在商品功用主义规制下必然悖离个体道德实践中的责任自我,其受控制的快感欲望美学也极易丧失后现代伦理所追求的个体自由性,并最终使其自身从后现代伦理审美化的原初价值构想中沉溺与陷落。　　 综上所述,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伦理审美化倾向,力图冲破现代规范伦理之束缚,实现人的实践的真正自由自主,它意图表明,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作为行为主体都可能自由地设计自我,最终践行一种无束缚、无规范的开放性道德。然而,以现实的角度考量,从后现代伦理观到后现代艺术再到消费文化审美实践,实际上却经历了从“责任的自我担负”到“自由的无责任”再到“自由的被束缚”的价值蜕变历程。后现代伦理审美化的这一困境与悖论表明:崇高与滑稽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只有在后现代伦理审美化过程中真正担负起个体责任,才能使后现代社会的审美实践变得更道德,并最终使后现代伦理的审美化潮流落实为当代大众本真而自由的诗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