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宏盛公司案中指出了“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后即具有可诉性,同时提出了“外部化”的判断规则。此后学界和行政审判实践中兴起了关于“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的讨论。但是,由于宏盛公司案中的判断规则的不明确性,导致学界和行政审判实践中对于“外部化”的构成要件的认识上存在差异。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指导案例出发,认为“外部化”应当包含“内容外化”和“效力外化”两个层次的要件。对于“内容外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宏盛公司案判断规则中的“依职权”和“不正当”等关键词并不明确,导致行政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形式的外化方式是否符合“内容外化”的要求存有疑问。本文认为应当紧紧围绕“正当”进行判断。按照正当性程度,“内容外化”依次可以分为行政机关“主动外化”、既非行政机关主动外化又非外部主动获知、外部主动获知三类。从审判实践来看,三者虽然在正当性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符合“内容外化的要求”。对于“效力外化”,其实质是判断内部行政行为对权利义务的“实际影响”,这种“实际影响”的判断应当是客观、间接的,需要结合行为具体情况加以分析。从行政审判实践来看,对内部行政行为“实际影响”有无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包括:(1)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已经得到执行;(2)内部行政行为的作出依据;(3)内部行政行为的作出机关与受领机关之间的关系。本文从这些因素着手,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归纳出内部行政行为“实际影响”的判断脉络,以期为“效力外化”的判断提供具体的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