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凭借低廉的要素成本和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的优势,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中,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加工、制造或组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以及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定位于“GVC底部”的贸易增长模式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研究逐步深化,对国际贸易的利益分解走向精确化和体系化。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贸易增加值作为切入点,研究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利益的分配和中国贸易结构优化的路径,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首先采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全球价值链长度”等以增加值为核心的指标定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角色。得出基本印象:在过去的15年间,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飞速的发展,而我国主要以制造业参与分工,位于全球价值链的较低端。随后,本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益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南北国家的价值链贸易模型,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影响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的决定因素,得到两个基本命题。命题1: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技术工人丰裕的国家相对于技术工人稀缺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命题2:全球价值链分工会固化原有的国家间贸易收入分配格局。在此基础上,本文从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两个角度探讨了中国从全球价值链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在静态贸易利益方面,本文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考察了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值率、中国基于增加值的贸易差额和基于增加值的产业竞争力。发现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值率在波动中下降,国内增值能力较弱,有相当的贸易利益被国外获得。在以增加值重新估计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差额之后,本文发现中国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被高估,从而揭示了我国与欧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在于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本文接着测算了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发现中国传统劳动密集性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了。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失去,面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有必要及时调整贸易政策。在动态贸易利益方面,本文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就业、收入分配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我国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与外资流入密切相关;中国主要以低技术劳动力参与价值链分工,因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的技术进步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之间存在“质量阶梯”。接着,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法对1995-2010年40个国家(含中国)的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计量检验估计。计量模型的结果支持了理论模型中的两个命题。结合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的结果,可以认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贸易相对收益较低的主要的原因是要素禀赋中高技术劳动力的相对稀缺,以及研发投入的不足;此外,中国在全球生产能力网络中的从属地位也对出口国内增值率造成了负面影响。在产业层面,制造业和服务业与价值链贸易模型的契合程度更好。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隐含的主要风险是贸易结构低端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摩擦压力加大、生态环境负担加重等问题。因此,我国迫切需要突破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从而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优化一国的贸易结构,其实质是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结合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论文的最后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优化贸易结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