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邵荃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所倡导的写“中间人物”论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最终使他成为了文艺的殉道者。他所走过的历程,具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他的一生,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发展曲折历程的缩影。研究邵荃麟的文艺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不无裨益。本文力图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上,对邵荃麟的文艺思想重新作一个比较客观的考察与评价。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邵荃麟成为写“中间人物”论殉道者的前因后果。20世纪40年代之前,邵荃麟主要受到了鲁迅以及莫泊桑、契诃夫等的影响,奠定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底色。这一理论底色决定了邵荃麟一生文艺思想的总体走向,无论他的思想如何改变,最终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主义。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邵荃麟的文艺思想开始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向转化。但是自身的理论基础,再加上不容乐观的文学现实使得邵荃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革命“两结合”的接受陷入了迷惑之中。文艺领导者以及文艺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挣扎在文艺写真实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随着人民公社化以及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充分显露,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从各个方面调整路线方针政策。文艺界也迎来了短暂的春天。1962年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但是,紧接着全国的政治形势又进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新阶段,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被加以反革命的罪名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邵荃麟也因此身陷囹圄,成为了写“中间人物”论的殉道者。第二部分着力于对邵荃麟提倡的写“中间人物”论进行再认识。该部分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主要内涵,真实性与倾向性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这些都要通过典型人物而表现出来:通过人物的内心矛盾,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邵荃麟提倡写“中间人物”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论文以梁三老汉、亭面糊、赵满囤为例,通过对他们所具有的真实可信、鲜明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激烈的矛盾斗争等方面的的分析,证明邵荃麟所提倡的“中间人物”,在根本上其实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实际运用。由此指出,写“中间人物”论在当时受到批判,实质上是一种误把文艺创作规律当作政治路线斗争的严重错位。第三部分对邵荃麟文艺思想进行再评价。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邵荃麟文艺思想的局限性。他只能极力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当时概念化的文艺创作路线提出有限的调整意见,是不彻底的。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文艺的政治功用,邵荃麟心目中现实真实的范围只凝聚成了一点,那就是紧紧围绕政治的相关斗争与生活,而将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狭窄化了。通观邵荃麟的文艺思想,联系当下文学现实,指出邵荃麟文艺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及意义。由此得出结论,在今天被商业大潮冲击的文学中,现实主义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深刻反映现实仍然是文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