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滩湿地是发育在全球海陆过渡地带的一种滨海生态系统,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多种宝贵的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它对支持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圈围潮滩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地资源,但不合理的开发活动会间接提升海洋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健康的潮滩湿地生态系统对海岸带地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要助益,因此,潮滩湿地生态修复已成为近期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目前仍缺乏研究明晰如何在区域尺度上遴选潮滩湿地生态修复优先区,而识别修复优先区对社会资源与资金的合理分配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上海市潮滩湿地为例,基于历史遥感影像和其他辅助数据制作4期（1990年、2000年、2008年和2018年）潮滩土地覆被图层,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明晰不同时期潮滩湿地变化的特征和主要驱动力。基于长时序遥感植被指数数据,揭示潮汐沼泽内部植被生长状况与其边缘侵蚀和扩张的关系。调整生态系统“活力—组织力—弹性”评估模型,开展上海市不同岸段现存潮滩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诊断研究。引入系统保护规划理论与方法,构建潮滩湿地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框架,并探究人类需求因素对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的重要性。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1990–2018年间,上海市潮滩湿地面积净损失18.1%,互花米草群落占当前潮滩植被面积的42%。除九段沙湿地外,围垦是导致不同岸段潮滩丧失的主要人为驱动力。近29年来,上海市累计圈围潮滩湿地与近海水域共计693.4 km2,相当于1990年潮滩湿地面积的1.2倍,围垦是造成上海市不同岸段潮滩丧失的主要人为驱动力。由顺行演替形成的潮滩面积至少可抵消不同阶段48%因围垦丧失的湿地面积。2008–2018年间,新扩张的互花米草群落面积超过受逆行演替影响的潮滩湿地面积,互花米草入侵已成为改变潮滩湿地组成的主要自然驱动力,上海市当前85%的互花米草群落集中分布在崇明岛北滩和九段沙中下沙。（2）过去30年间,潮滩湿地植被带边缘的蚀退与其内部植被生长状态的变化没有关联。1988–2018年间,崇明南岸潮滩湿地植被带边缘的平均蚀退速率为1.3 m·yr-1(sd=5.1 m·yr-1)。2016–2018年间崇明南岸潮滩湿地内部仅有697.4 hm2（占当前该岸段总植被面积56%）的植被覆盖区与1988–1990年间保持一致,其中仅2%的植被生长状态表现显著退化。植被带边缘的侵蚀速率与其内部植被退化的速率没有显著相关性,说明沼泽植被带边缘的侵蚀退化不能代表其内部植被生长状态的变化。相对的,当植被带边缘表现扩张时,植被带内部生长状况改善的速率会更快（Spearman’s r=0.4,p<0.01）,说明控制潮滩植被带边缘侵蚀对改善整个潮滩植被的生长状况有积极作用。（3）仅将潮滩湿地面积变化作为开展湿地修复行动的依据是不够的,湿地保护和修复目标的设计应统筹湿地面积损益和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基于调整后的“活力—组织力—弹性”评估框架进行潮滩生态系统健康诊断,结果表明,当前上海市潮滩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健康状态为“一般”,全市仅有13.6%的潮滩湿地生态系统处于“健康”状态,这部分潮滩湿地主要分布在崇明岛牛棚港至崇头岸段和九段沙上沙。不同岸段的潮滩面积变化（1990–2018年）与其当前（2018年）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之间没有显著线性相关关系,其中有161个评估单元（占总评估单元总数的27%）内部表现出潮滩湿地面积增加但当前生态系统处于退化状态,说明潮滩湿地面积的变化（1990–2018年）与其当前（2018年）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不匹配。（4）在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中加入人类需求因素,可以避免真正需要进行潮滩湿地生态修复的岸段错失修复机会,如金山区和宝山区沿岸。引入系统保护规划的理论和算法进行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结果表明,考虑人类需求因素时,金山、奉贤和宝山海岸带围垦区被选入生态修复优先区组合的规划单元数量相比未考虑人类需求情景时提升至少93%。将人类需求因素融入优先区选择算法后,并不一定会降低或提升优先区的潜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价值和修复成本,这取决于人类需求因素、修复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成本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互花米草生态修复优先区的识别案例表明,考虑人类需求时,优先区的生态修复成本最多比忽略人类需求时增加9%,但同时优先区内部分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可获得小幅提升。本研究定量揭示了过去二十九年上海市潮滩湿地面积丧失和当前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开展具体的湿地生态修复行动提供了依据。集成“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人类需求—修复成本”构建的潮滩湿地生态修复优先区识别框架,可为全国海岸带重大修复工程规划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