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清末立宪运动,随着清政府的覆灭,仍然以失败告终。而在探究清末立宪运动失败的原因时,后世论者往往从分析清政府推动立宪的主观目的出发,认为清末立宪带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以维持清政府统治、富国强兵、中央集权为目的,而立宪本身的超验性价值却遭到忽视,从而导致立宪的彻底失败。更有甚者将清末立宪指斥为一场骗局,认为清政府从一开始就未打算真正推动立宪,而只是将之作为拖延革命的手段,真实目的还是维护其行将就木的腐朽统治。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失偏颇,因为各种史料显示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的确认为立宪对自身有益处,故其推动立宪不可能是骗局;而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工具主义”本身也无可厚非,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救亡图存”,脱离了这一点的任何“价值”事实上都不会得到国人的支持。本文追溯清末立宪的全过程,揭示出清末立宪师法日本的特征,进而对比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大日本帝国宪法》各自提纲挈领的第一条,指出清末立宪盲目照搬《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万世一系”的措辞,但却忽视了中日两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差异,以易姓革命为特征的中国皇统根本无法发挥“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那样的“国家之基轴”的作用,从而导致《钦定宪法大纲》因其“反事实”的特征而遭人非议,清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更加受到质疑,这一切为清政府的覆灭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