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将站在后革命时代的氛围中,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以同情理解的方式去评判那些时代风云以及人物在小说艺术中的自我投影,心灵谕旨,从而探讨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宏大主题之后的悲欢离合、心灵挣扎、情理折磨,并因此质询知识分子自身的宿命与梦魇。中国的革命是革命者逐渐认识自我,逐渐认识革命的长期过程。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初期,作家对革命与革命者的形象都存在理想化态度。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者形象更带有传统武侠小说和情爱小说中的侠客风范与才子佳人模式的流风余韵。例如陈天华《狮子吼》中联络会党、“豪侠尚义”的狄必攘,“尚侠轻生”、“杀身成仁”的审血诚都是仗剑江湖、豪气纵横的侠客豪雄;徐枕亚的《玉梨魂》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中穿插出新的宏大声音,将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了一体。张闻天的《旅途》为我们上演了“革命+恋爱”的国际版,为后来者在革命与个人之间的结合寻找到了激情似火的黏合剂,钧凯因此成为把新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文学语码的雏形。当然也有一批思想家、小说家能在主流之外深思革命以及革命之外的命题意义。例如鲁迅在他的《药》中以自己的冷清孤寂探照了革命者夏瑜的凄凉寂寞,从而让人感触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革命与启蒙的双重重担。而海上独啸子的《女娲石》则首先感知到面对革命,知识女性革命者所需做、所能做的责任与使命,于是,身体成为女性革命者的利器,以至她们在颠覆了革命对象之后也颠覆了她们自己。上世纪30年代,革命已经成为时代主潮风起云涌,革命以及革命者的理念、行动与规范已经昭然明示,在主义、思潮与实践之间的交相碰撞之中,这些现代小说中的革命者展示了时代的苦闷与靓丽,彷徨犹豫与果敢决绝。例如,巴金早期小说《新生》中的李冷从苦闷徘徊的怀疑和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走向新生,成为为人民、为大众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杰,则为了革命的成功,抛弃自己的阶级出身、家庭亲情、爱情甜蜜,甚至自己的生命。于是,所有一切都会成为,都能成为革命成功的兑换券。即使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京派作家也会在此时的小说中塑造真正的革命者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可能被误解,可能被消解,但是相对于那些“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可爱而又可敬的“痴汉”,他们也是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沈从文的《大小阮》中小阮的意义。在时代的严峻情势下,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也许会颓废,甚至才气逼人的乱世作家也会如此,这样就酝造了我们畸形的现代都市背景下的海派文人穆时英笔下的颓加荡似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潘鹤龄。他们是怀疑主义者、非英雄以至丑角。而茅盾的《蚀》仍然在女性身体与革命运动之间的反常悖论中寻找叙述的张力与曲线,同时隐含着新的女性知识分子已经觉醒。当革命的对象不只是本国反动分子时,外族日本人的入侵更加增添了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复杂与多样。国统区、解放区以及沦陷区的地域、政治与情境的不同使得文学虚构更加摇曳多姿。于是,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完美的知识分子革命者终于在解放区的作家笔下出现,他们一方面是革命运动的领导者、策划者,同时又是实践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们的太过于完美使得他们在艺术魅力上失之真实。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形象则继续着从五四就已开始的知识分子不断寻找的命运,在“人民”、“民族”之间审视、皈依,伴随而来的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恋和自省。在时代如此艰险之时,仍有无名氏在《野兽·野兽·野兽》中塑造了知识分子革命者印蒂。印蒂在向往革命、投身革命之后,能够得以反省和超越革命,去追求生命的圆全。尽管这种反省是当时时代主潮所不能接受的形而上思考,但是它显示了一个时代的思考深度与力度,也许正因为如此,注定这种思考将是寂寞的。同样寂寞的是丁玲以及她书写的《在医院中》的陆萍,只不过这是女性革命所带来的女性性别、身体困惑与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之间的纠结与缠斗,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够从中感受中国“先知”们的荣耀与悲哀。总之,时代的汹涌浪潮携带着知识分子、革命者滚滚而来,浪淘不尽知识分子革命者无尽的沧桑悲凉,留给后人的是书写不尽的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的意蕴,而知识分子与宏大主题之间的妥协与迎合、抗拒与拥抱将会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命中吊诡。而今天的我们,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同情理解他们的历史局限,更要尊敬他们的崇高感和超越感,不断地突破时空的限定,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