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目前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它已被认为是当代企业环境和社会最大的威胁。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的特质,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并有能力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全球化增加了公众对跨国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跨国公司既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制造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响应时面临的一个独特的挑战。随着目前跨国研究从总部视角转向子公司视角,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战略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气候变化响应越来越多得受到来自政府、投资者等广泛的社会压力,因此,需要找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背后逻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具体问题：是什么因素激励和／或抑制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压力或资源)影响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显着的外部和内部变量是什么;这些变量对跨国公司气候响应的影响程度如何?通过对106家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和多元回归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感受到的强制压力、环境声誉和资源能力对其气候战略制定的主动性程度产生正向影响；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没有产生影响；全球一体化的战略导向对跨国公司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与气候战略的主动性程度之间没有调节作用,但对气候战略的主动性程度有直接反向作用。这可能与中国的气候管理氛围不浓,感受的制度压力不够强有关。这项研究可能的主要贡献是从子公司的角度出发,整合了包含强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环境声誉、资源／能力和战略导向等因素,结合企业社会责任、环境管理、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点以及全球管理文献,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本研究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气候战略的主动性程度的影响因素,填补了现有的有关跨公司在中国的气候管理的空白,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气候管理提供宝贵的见解和理论贡献；另外,本文采用问卷调研获得第一手数据,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来测试在华跨国企业的气候战略的主动性程度也是本研究的贡献。本论文所构建的跨国公司在华气候传略主动型战略的影响模型,弥补了前人气候管理研究终影响因素不系统的缺陷,从一个新的的东道国视角来研究跨国公司的气候应对行为,这是对气候管理理论的拓展。作者搜集了东道国的一手数据,从而改变了前人原有的气候管理研究基本上是从二手数据(非东道国数据)进行研究的不足,有效地揭示了发展中东道国的气候管理行为具有主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论文所提出的东道国气候主动型战略管理模型既可适用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气候管理行为,也有助于预测国内企业的气候行为。论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分析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气候主动型战略的驱动因素,对东道国政府提高气候管理的有效性有现实的参考意义。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首先,由于问卷涉及到经理人员的感知,因此,企业在回答此类问题的时候,容易造成认知与实际情况存有差异；其次,在问卷设计上,由于现有量表不成熟,也没有专门针对中国情境下的问卷设计,因此量表的设计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最后,由于问卷的反馈是通过邮件或网上问卷,很难确定填写问卷的人的背景和职业,因此,问卷反馈存有误差。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首先,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一年的数据,因此可以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延长至三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检查假设是否存在,取样方法可以拓展到访谈等方式；其次,本研究可以参考其他的成熟量表,并扩展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进行验证。第三,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到组织层面(员工和上下游企业)、行业层面,以揭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组织和部门更为复杂的具体问题。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索在中国的所有关键利益相关者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政策反应,什么样的方法将是鼓励跨国公司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行为最有效的方式,中国企业如何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低碳机会?本研究结果可以提供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企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什么样的条件将是最有利于鼓励企业采取主动性的气候行动。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建议是,对跨国公司提供政策援助可以发挥其推动环保监管的积极性,同时提升国内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达到更高的环保标准；提供激励机制以刺激跨国公司气候环境的的创新。对于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建议他们从气候变化中把握低碳发展机会,发展低碳产品和服务,并获得新的绿色竞争优势。